馬政府任內的官員以不具名的方式指出，主辦國將台灣的人選照會北京是「潛規則」，而大陸也會對人選表示意見，所謂的「西雅圖模式」並未給大陸否決台灣人選的權力，或限制台灣只能派具經貿背景的人出席，且APEC早已超過討論財經議題的範圍，而涉及包括區域安全等多元議題，但大陸通常拿「諒解備忘錄」為藉口，藉此限制台灣特使的選任範圍，也降低台灣參與的層級。
關於1991年的「諒解備忘錄」，外交部7日提出三點說明：
1. 我國於1991年加入APEC時簽有入會備忘錄（MOU）（即前述「諒解備忘錄」），僅列入我與會名稱及外交部與會層級相關內容，並未觸及我國領袖出席APEC會議及其後於1993年始開始舉辦「經濟領袖會議」之安排。
2. 有關我國領袖未親自出席APEC，係考量APEC運作和諧及與主辦會員體之友好互動，而指派領袖代表參加，然我歷年來於各場合不斷重申，我領袖享有與其他經濟體領袖相同之平等與會權益，我國亦從未放棄爭取該權益。
3. 有關中國大陸稱「我國領袖出席APEC應根據APEC有關諒解備忘錄的規定處理」，係陸方擴充解釋我入會備忘錄之結果。
對於第1點的說明，外交部指出，我國1991以「Chinese Taipei」名稱與中國大陸及香港同時加入APEC；至於我國外交層級的參與方式，決定APEC政策方針的APEC「部長級年會」，各會員體是外交部門與經貿部門兩位首長出席，而台灣這項會議僅由經貿部門首長出席，外交部長不出席；至於其他層級的APEC會議，包括APEC的核心機制「資深官員會議」，台灣的外交部官員都有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