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關注土地議題的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將多年來研究台灣土地改革的心血及曾參與的土地徵收抗爭案例，撰寫成《土地正義：從土地改革到土地徵收，一段被掩蓋、一再上演的歷史》一書, 18日並舉行新書分享會。徐世榮強調，自己並不是完全反對土地改革，而是反對定義不清、剝奪社會弱勢生存財產權的改革，希望現在的政府不要重蹈覆轍，更要立即停止強迫徵收和迫遷。
研究以土地改革為主的徐世榮，當年在中研院社會所特聘研究員蕭新煌的推薦下，開始研究台灣的土地改革歷史。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徐世榮發現，民國38年起一系列的土地改革政策，雖然有很多正面評價，但其中卻因為政府對地主的定義不清，造成不少地主在土地改革過程中陷入極端貧困的狀態。
耕者有其田政策 製造許多新貧民
徐世榮進一步探究，發現當年的耕者有其田政策中，地主分為個人及共有耕地出租人。「地主」的土地若是出租，則不論擁有面積多寡都一律徵收。但徐世榮研究發現，這些土地共有人的持有面積都相當小，進而造成土地被徵收後變成新的貧民。
「台灣的地主其實不是地主，」徐世榮說，「地主」二字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為社會革命所創造，本來是為革命用的，具有階級意義，但台灣卻在權力擁有者的介定下被定義為有地就是地主。如國民黨政府1934年在中國大陸調查11省、89縣的地籍，被歸類為「地主」的僅1545戶，但隔了十幾年來到台灣，一個省卻有10萬多戶被列為地主，關鍵即是兩邊對農戶的定義不同。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執政時，將農戶細分為大地主、中小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顧農及佃農，但來到台灣就只剩下地主、自耕農及佃農三類。
耕者有其田政策後緊接著是三七五減租政策及公地放領，農民的土地又三番兩次的被收歸國有。徐世榮指出，台糖當年為了新式糖廠的生產需要，強制收買、徵用農民土地；農民原本希望光復後土地能回到自己手中，但國民黨政府卻為了節省生產成本，改請雇農來耕種。
土地徵收是最迫不得已手段 政府卻優先使用
取得私人土地過於便利，也進而導致土地徵收成為政府開發、建設時的首選。徐世榮說，土地徵收應是最迫不得已的手段，政府卻往往把徵收當成優先、便利方式，認為國家要進步、所以一定要徵收。近年來更隨台灣經濟惡化，更激烈地採取徵收迫遷重劃都更的手段進行開發，「這根本是被植入錯誤DNA。」
徐世榮指出，政府一直將土地徵收誤導為金錢補償問題，顯示政府只從金錢角度看土地，但土地該是人民安身立命的家。徐世榮舉例，一直到今天，台南市有關南鐵東移的都市計畫書中，只有一面談到補償安置，敘述的角度則僅僅是徵收407戶土地的拆遷及補償費用，「我們和土地的情感認同連結，一直到今天都沒有提到。」而另一方面，他歷年來協助的各個反徵收自救會，卻沒有一人開口談錢，只希望能爭回完整的家園。
徐世榮說，決定出書的目的有二，一是希望台灣社會能了解土地改革與徵收對人民的迫害，政府也應該要盡可能修補這些傷害，改善不當政策；二是自己參與多起因土地徵收而造成的迫遷抗爭，希望相關案件能被更多人知道。「希望這是行動的一本書，」徐世榮說，自己寫的學術文章讀者不多，因此新書是以一般民眾為目標讀者，要藉此倡導台灣能有更多的社會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