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初英國的功利主義思想家邊沁，其提出人們尊重法律的兩大動機理論，即:「服從法律後所期待的快樂，違背法律後所恐懼的痛苦」，以制裁取代道德，決定人們的行為準則，至今仍影響英國的政治經濟思想及其公民的行為模式，在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官方網站正式說明蔡總統有提交博士論文，且被授予法學博士後，她的心情正陷於該理論的「快樂期待與痛苦恐懼之中」
快樂的期待，當然是指她可以安安穩穩的去競選總統，而不必老扮著苦瓜臉，以淡淡的憂愁去吸引中間的選票；恐懼的痛苦，係來自於民眾、經驗法則、及宗教形式的檢驗，特別是他所提出來的證據，均是間接及情況證據，皆由第三人或機構所給與之證明，程序上是有重大瑕疵，且違背西元1984年頒發法學博士的經驗法則，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紛紛地「哇」一聲，法學博士的論文可以如此地寫? 那麼短的時間可以寫得完嗎？
宗教形式的制裁是長期累積的因果，當蔡總統到全省各地的宮廟，拜拜並期待神明助其連任成功時，神明也會反問你自己是否也誠實(honesty)、正直(integrity)的面對自己？午夜夢迴，看著自己有爭議性的文憑及論文，難道人格不會撕裂在「快樂的期待」及「恐懼的痛苦」之中嗎？
悲慘世界裡所說：人性的美在最黑暗的時刻，才會表現出來，也是建立在誠實正直之上的反饋，別無他求，雨果早就在二百二十年前就告訴我們了。
邊沁在這邊給了很好的詮釋，另以懲罰的深淺，來決定制裁的內涵，其強調懲罰本身是邪惡的，只有在排除更大的邪惡範圍內，才有容許的道德，這個類似法家以法止惡的思維，適用到今天案例，就蔡總統而言，她已委請律師先後以賀德芬、林環牆、彭文正為被告，具狀向台北地檢署提起了妨害名譽的訴訟，以懲罰止惡，問題是邢泰釗檢察長所轄的台北地檢署，能以超越合理的懷疑，僅以十月九日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公開網站所舉的事證，起訴賀、林、鵬三人嗎? 本人是持懷疑的態度及看法，因為關鍵之一，該十月九日的網站力挺蔡英文的聲明，僅為轉載倫敦政經學院台灣研究計畫辦公室自己的結論，並未有政經學院院長或該校校長的書面簽署，證據證明力自然薄弱了點。
換句話說，懷疑蔡英文博士證書及論文的公民，大有人在，這也可解釋民進黨團及立法行政的相關公職人員，改弦易轍，背離蔡的主因。起訴賀、林、彭三人無法防止公民對蔡英文學位、論文的重大質疑，因為該懲制目的，無法防止重大的惡發生(對蔡而言，質疑我就是更大的惡)。
在另一方面，如果邢泰釗檢察長所轄的台北地檢署，將本告訴案簽結，或處分不起訴，勢將對蔡文的誠實正直，造成一定程度的傷害，本人判斷，本案在明年一月十一日以前，均仍會在偵辦中，不會那麼快結案；果真如此，蔡英文總統，必然有競選必須連任的壓力，假如沒有總統刑事豁免權之庇蔭，蔡總統的刑事告訴，難免會反彈到自己身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的疑慮，將如影隨行，附隨的副教授、教授升等應聘，晉身高官、乃至行政院副院長、總統任命官員及大法官的特權，均無民主正當性的附麗，而墬入了邊沁的必然論證。暫拋開報復的理念，把懲處當作防止最大的惡發生，該惡就是台灣人民的最大夢魘:竟然會有這種事情且來自總統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