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得對創新的觀念，後來逐漸衍生出創新經濟學的領域，主要包括兩大主流：「技術創新理論」和「制度創新理論」。在「技術創新理論」領域中，索洛(R．Solow) 在1957年提出的《技術進步與總生產函數》一文中指出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所作的貢獻，並說明技術創新是經濟增長的內生變數，也是經濟增長的基本因素；但技術在帶來創新收益的同時，也受到非獨占性、外部性等市場失靈因素的影響，而適當的政府干預可促進技術創新的進行。而在現實中，自1950年代以後，隨著微電子技術科技的發展，帶動了許多國家經濟的高速成長，這也一定程度的驗證了技術創新理論的有效性。
另外，英國的經濟學家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和美國經濟學家納爾遜(Richard Nelson )等學者提出技術創新不僅是企業的孤立行為，而是由「國家創新系統」推動的。所謂「國家創新系統」是指國家內各有關部門和機構間相互作用形成的推動創新的網路系統，網路中的主體包括企業、負責投資和規劃的政府機構及相關機構、負責基礎學科與知識研究的學校和研究單位等；各個主體通過國家制度與政策的安排及其相互作用，推動知識的創新、引進、擴散和應用，使整個國家的技術創新取得更好的績效。因此參與國家創新系統各個主體都可能影響創新資源的配置，而其效率也影響創新效率的成敗。支持此一理論的學者通常被稱為「技術創新的國家創新系統學派」，而最明顯的例子來自日本企業的創新過程，透過國家在推動技術創新中的作用，使日本企業在原本技術落後的情況下，透過不斷的創新而成為技術大國。
另一方面，在1960年代後，許多學者陸續重視到企業與環境調適的問題，特別是組織制度必須去適應環境，為了保證企業持續成長，必須進行組織的制度創新。例如美國經濟學家諾思(D．North)和戴維斯(Lanc E Davis)在《制度變遷與美國經濟增長》中提出了「制度創新理論」，認為科學技術進步雖然重要，但真正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的是制度，包括產權所有制、分配、機構、管理、法律政策等。透過世界上富有國家和窮國的制度比較認為，貧富差距主要的原因在於制度，而制度是促進經濟發展和創造財富的保證，若社會現有制度已不能促進發展實，就應該進行制度創新以推動制度變遷。
台灣過去的創新政策，受到「技術創新理論」的影響較大，從「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科學園區的設置；一直到近年強調的產學合作、以及區域創新體系等，也都是與國家創新系統中的「區域創新」、「群聚創新」等概念有關。即使是新政府的「5+2創新政策」，也都是基於「技術創新」與「國家創新系統」的思維發展的。因此，張忠謀可能也是從此一觀點出發，提出對是產業發展的政策，特別是國家對於新舊產業資源的投入與支持的分配問題，的疑慮。但這也反映另一個事實，就是台灣對於「制度創新」的關注與投入較少，不論是政府或企業家，都較少以制度創新的角度規劃政策並投入創新。但目前台灣發顫落後的產業領域，如金融科技、能源科技和減碳工作等，恰恰最需要的就是制度的創新。張忠謀的感慨，顯示了台灣在「技術創新」面臨的困境；但也提醒我們可以在「技術創新」的層面加緊腳步。
＊作者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助理審查官、國立台灣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