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文定曾致信給「台灣守護民主平台」指出，外界對他「有罪推定」，讓他成為新受害者，也給生長於威權時代的司法官貼上「不公平的標籤」。陳昭如指出，的確可能有參與迫害的司法官因無從選擇，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但研究發現，這並非謝的處境，到目前為止，也沒有任何司法官的例子，可讓外界在了解他的外在作為和內心世界後，認定「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
納粹軍官「罪惡的平庸性」
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蔡英文從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理論提供觀點。蔡英文說，鄂蘭認為納粹罪行是「根本之惡」，卻將納粹黨衛軍高級將領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罪行解釋為「罪惡的平庸性」，因他只是服從命令，不思不想；鄂蘭對艾希曼的這個認知，引發極大的爭議。
蔡英文指出，納粹的高官，從1945年紐倫堡大審，到艾希曼1961年在耶路撒冷受審，常以服從國家法令為公務員的德性為自己辯護；對此，他認為，鄂蘭提出他們的作為是「反人性」的，而在極權主義下，不可能冀望每個人是英雄，但她強調，要勇敢走到政治場域表達看法或抗議才是最高的核心。
至於正義的理念，蔡英文表示，鄂蘭主張透過法律途徑，追究重要決策官員的個別罪行；但他也指出，寬恕才能解脫過去對彼此的傷害，透過承諾約定，來克服未來的不確定性，並且要透過歷史的敘事，來療傷止痛。
「加害的現在式」德、法禁止否認種族屠殺言論
中研院歐美所助理研究員蘇慧婕就歐洲禁止「否認種族屠殺」言論是否違反言論自由的論證提出報告，因為否認種族屠殺的言論發表，以及受到冒犯的特定族群成員都發生在民主轉型後，她將之稱為「加害的現在式」。
蘇慧婕舉例指出，德、法都禁止發表否認種族屠殺言論；在德國，主要是因納粹屠殺猶太人的事實，對猶太族群傷害非常大，德國對猶太族群負有特殊的道德責任；而法國則是認為，國家的責任不是來自加害者的責任，而是國家有義務平等尊重公民，有反歧視的國家任務，這是憲法的論證，因此，對言論的限制也不僅止於否認猶太屠殺，還包括其他的仇恨言論。
蘇慧婕表示，包括西班牙等國則反對禁止否認種族屠殺，包括否認土耳其對亞美尼亞屠殺的言論，主要理由有2，包括：對歷史事實的否認並沒有傷害到個人的族群認同，此外，單純的宣稱不具煽動效果，言論自由應獲保障。
人事清查制度：反省體制、民主轉型
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陳俊宏介紹聯合國推動轉型正義的4個要素。他指出，聯合國主張採取整合性做法，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真相，就不可能達到正義；如果只是公布真相，而沒有行動，真相並不足以彌補罪行帶來的傷害；如果只做補償，就像過去的台灣，受害者可能認為只是便宜行事的措施，未必覺得獲得正義；如果沒有進行體制的重新反省，就沒有辦法避免歷史不會重演。
陳俊宏指出，對於加害體系的反省，美國知名法律學者泰鐸（Ruti Teitel）提到「行政正義」的概念，例如針對官員進行「人事清查制度」（vetting），評估他們過去做了什麼，是否符合人權規範，如不符合，可能會被要求去職、不得升遷、調職，或揭露相關資訊，讓所有人解過去公務體系的種種事情。
陳俊宏表示，人事清查制度的目的，是「重新對體制進行反省，來進行民主轉型」，除了打擊過去的侵權行為，也重建公民對體制的信任；一般來說，檢視標的多是針對國安機關、警察、監獄及司法體系。
不過，也有些要注意的問題。陳俊宏舉例指出，基於什麼樣的依據及資訊來進行人事清查，必須要謹慎，很多時候，威權時期留下來的檔案很可能是特務、國安人員做的，如果沒辦法檢視人事資料的可信度及真實性，就等於仍然是特務治國，特務留下的資料仍然影響體制的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