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前後，在深化與日本帳篷劇---櫻井大造的交流中，開始反思亞洲民眾劇場的「東方主義異國風情」疑慮。於是，以「差事劇團」的名義，開始較有計畫地展開具生產性的劇場創作，以及在社區中進行襲自亞洲的民眾戲劇的工作坊。對於質疑所產生的行動，必然帶著困頓的痕跡!劇場，作為文化再生產的元素，如何在紮根社會的同時，生產亞洲的連帶？身體，或說劇場美學的身體，終究要回到特定時空下，具體的歷史、社會條件中，才得以浮現存在的經緯。換言之，亞洲第三世界劇場有其低度發展社會，做為支撐的背景；時空移換，回返明治維新時期，曾以「脫亞入歐｣換身現代性的日本，以及同在「獨裁下的經濟發展｣擠身亞洲現代化的韓國與台灣，如何開展自身的劇場表現，進而形成得以返身並前行的劇場文化？這是存在於亞洲劇場內，最具張力的提問。
當劇場、民眾與文化行動被連結起來時，我們面臨了三項提問。首先，民眾是誰?而後，劇場知識人與民眾的對待。最後，這樣的劇場能生產什麼呢？
民眾是誰?基本上，可以被劃為兩種狀態。一種涉及法國哲學家 傅柯 所言的「被當代資本與國家的神經系統所征服或安撫的民眾，到底如何抵抗的問題」。那麼，自外於這控制體系下，具備階級對抗位置的稱作「諸眾」'multitude'的民眾，又如何在劇場中，尋找文化行動的抵抗呢？舉例而言，在一個資源豐富的社區與在備受空汙脅迫下的台西村農民，展開庶民戲劇工作坊與表演，就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歷。但，即便是後者，在失喪左眼的台灣社會，仍然很難是一種劇場所帶動的文化覺醒。更多的是底層農民的登台，在大眾傳媒中成為一股另類的風潮，驅動社會開展環境運動是階級運動的討論。
以上這個提問的發生，主要是為了釐清劇場作為一種自主的文化，在與性質有別的民眾發生關係時，如何找到恰當的存在。這就和劇場知識人與民眾的對待有關。簡言之，即是劇場的發生和民眾的辯證關係是什麼?也就是，不同情境下的民眾，在劇場發生的過程中，將顯現不同狀態的'empowerment'，這個字眼一般中文翻譯為「培力」；有一位朋友---黃福魁先生譯作「使能」，即「使自己能也使他者能」。相關於這方面，便涉及劇場工作者(在這裡,不稱為藝術家)與民眾的對等關係如何被建構。這裡稱對等關係，不稱平等關係。因為，對等是一種流動對話關係。它將涉及從自我到他者，交互「使能」的來回互動，不斷相互聆聽、學習與表達的過程。這樣的探索，讓我們得以回返民眾生活的現場。然而，重點在於，我們一般地並不滿足於只以「懷舊」或者「復古」的心態，去面對處於弱勢或被壓迫狀態的民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