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國會議事程序破毀所生的民主危機
坦白說，服貿的複雜性，加上從來就不透明的中共因素，可能沒有人能夠完整衡量這些風險。但是我們仍然期待在公開透明的國會之中，集眾人之力的審議過程，能夠達到基本程度的慎思明辨，無論要還是不要，人民選出的代表能夠表達人民的憂慮和意志。然而，「半分忠」事件的議事程序形同破毀，有如這些立委對人民「倒打一耙」－－值得強調的是，這已不僅僅是某個環節混亂而欠缺審議的局部失靈，因為局部的瑕疵在國會是家常便飯，甚至是議事技巧上的必要之惡，我們只能期待看見亂中有序，整體而言國會還是代表了人民。這也就是為什麼大法官解釋一向只在議會程序有「重大明顯瑕疵」時，才會否定其效力：所謂明顯，是指事實不待調查即可認定；所謂重大，則指違反所通過規範成立或效力之基本規定。兩岸服貿協議是否涉及國家重大事項，應該由立法院審議？或僅僅只是行政機關簽署，送立法院備查即可的次要事項？固然公道自在人心，但「半分忠」事件是連這個程序事項都放棄討論，逕送存查而直接生效，程序瑕疵明顯、重大，而且已難再作彌補。姑且和所謂「一分瑩」事件相比較，其實不但議事過程的細節有諸多差異，後者的瑕疵是否達到無待調查即可認定的「明顯」程度，已有疑問，且其決議內容是「送院會協商」，立法程序尚未結束，局部審議的瑕疵未必不能再作彌補，可能還未到達「重大」的程度。總而言之，應該不是所有議事程序的瑕疵，都足以正當化「佔領」的決定，至少須達到「重大明顯」的程度，否則對於國會程序失之尊重的結果，反而可能動輒創造民主危機吧？
三、人民奪回議場行使自我權力的條件
最後必須談清楚的是：其實太陽花學運時，與其說人民是「佔領」議場，不如說是「奪回」議場而聲明自己才是國會的主人，而這一層意義也是為何毋須等待大法官對於「半分忠」通過的議案作出評價，人民就可以直接對國會請求重審的原因。這裡涉及立法和行政、司法的性質差異：行政的任務在於直接提供各種公共服務，包括危安的排除和各種生活支持，司法則在各種無法解決的法律紛爭被送進法院時，就法論法作出裁斷。立法者則是代表人民自身，制定各種法律也決定人民自己的命運──包括是否讓司法者依法去決定某些事項。回到服貿問題，人民當然有權力決定自己的命運，而不是當國會作出了荒謬的決策時，如果國會制定的法律恰好規定了某個大法官釋憲的可能途徑，人民就「必須」靜候大法官的佳音，才是所謂的法治社會。在一般私人的法律糾紛裡，個別人民不必等候法院裁判，就可以達成協議，在政治場域中就更沒有這種義務了，人民有權透過各種動員來實踐自己的意志、決定自己的命運，等待大法官做出最終的判斷只是其中一個可能的選項。
剩下的問題只是：這種「自我決定的權力」界限為何？在何種情形下行使，「奪回」議場才有正當性，而不是單純對於「沉默多數」的一種侵犯？如一開始所說的，是否構成多數和正當與否並無必然關係，即便是具備多數的權力，仍然應該肯定它的行使非無界限──例如某些人的基本人權，在任何行政機關被「佔領」而不能執行公務時，難保不會被剝奪了應有的保護和支持。就立法機關而言，由於立法權的本質是制定一般、抽象的規範，如果「佔領」的時間不長，應該還不至於侵犯基本人權。最後的問題仍然回到人民與國會的關係，人民暫時奪回議場，凍結代議制度的運作，究竟何時可行？其實對這問題的回答，牽涉到我們對於民主本身的價值信仰如何。本文的答案很簡單：除非立法院以一個破毀民主的決策過程，作出了危害或改變所有人基本生活方式的決定──至少太陽花學運是處於如此特別的情形，才能否認我們對彼此所許下的，遵守民主憲政秩序的承諾。
＊作者為研究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