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級）後來告訴我們，他派了6名特工把李波（Lee Bo，銅鑼灣書店股東）從書店貨倉帶走，直接送往內地去，」王立強說，這項行動是由CIIL策畫監督的，「我負責談判和將要執行的任務……我和（團隊負責人）在向心的家中進行了協商。」
至此王立強已大致摸透CIIL的事務，他認為CIIL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展政治、經濟間諜活動的前線，他更稱，向心與習近平辦公室的執行官有私人聯繫。不過相關消息被媒體曝光之後，向心拒絕置評，並透過電子郵件告訴《紐約時報》（NYT）：「不認識王立強。」
在台灣，獲得巨大的勝利
2015年的綁架任務讓王立強感到害怕，他意識到「中國可以為所欲為」，他所屬的情報組織與分布於中國內地、香港的黑道組織「三合會」合作，也讓他恐懼。妻子赴澳洲留學，孤身一人在香港的王立強只能靠繪畫紓壓，以及閒暇時與妻子隔海通電話。2017年1月，他的妻子懷孕了，他開始思考未來，該如何跟孩子解釋爸爸的工作？如何在內地與香港生活？
王立強的上司希望他留下，2018年他奉命干預台灣九合一選舉，「我們在台灣最重要的工作是滲透到媒體、廟宇和基層組織。」他協助組織一支「網軍」，成員主要是大學生，以轉移政治辯論的風向，「台灣有很多餐廳和IT公司是我們收購或資助的。如果想攻擊某個人，我們可以從香港使用虛假IP地址，發布反民主信息，立即擊潰他們的臉書。」
「我們還控制了媒體，例如購買他們的廣告來帶風向，並讓他們進行報導以支持我們所屬意的候選人，」王立強稱，CIIL投資台灣的媒體公司，並與電視台建立秘密聯盟，以控制和審查新聞，其中旺旺集團為關鍵盟友。
王立強也聲稱他協助捐款給，當時的國民黨籍高雄市長參選人韓國瑜，約280萬美元（約台幣8558萬元）。「與國民黨候選人一起，我們……給予他們全力支持。然後，我們還向廟宇捐款，並組織這些信徒參觀中國大陸和香港，並通過統戰宣傳對其產生影響。結果，我們獲得了巨大的勝利……這是光榮的記錄，」王立強說道。
家人和妻子都是共產黨員，「不知道這決定會給我的餘生帶來什麼」
然而對於王立強來說，這是場空洞的勝利。他的兒子2017年11月出生，但因為工作繁忙，他難以見到孩子。完成中國當局要求的九合一選舉任務之後，他今年4月23日短暫到雪梨會見妻兒，又收到介入台灣2020總統大選的指示，「有人要求我改名換姓，前往台灣當間諜，」收到南韓假護照的時候，他的忠誠動搖了。
因為，越來越高風險的任務令王立強恐慌。他說，在台灣的工作還涉及到「台灣的黑社會」，同時他也擔心被台灣當局的反間諜機構抓獲，「如果我發生什麼事，我的家人都會完蛋，我的家人、年幼孩子，該怎麼辦？誰能夠保護我？」幾個小時內，他策畫了叛逃計畫，持旅遊簽證拘留在澳洲，申請政治庇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