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的道理，上述這段話若不特別標上發言者，多忘事的台灣人，也容易誤以為是今日的黃國昌所言。由此可見，被視為時代力量黨內的「自主派」，並非在創黨之初就想大剌剌撕去「小綠」標籤，而是「審時度勢」做出對自身最有利的決定。
再就時代力量官網上的「基本政策主張」來看，「主張推動台灣的國家地位正常化、主張台灣積極參與國際社會」、「主張政府施政應以貫徹『公平正義』為目標，所有資源及經濟發展成果，應由全民共享」。眼下台灣的社會分歧，或可簡化以「統獨」、「分配」與「保守」來涵蓋，時力「基本政策主張」所表現的，很明顯地欲在台灣社會的「統獨」與「分配」分歧上做文章，更直接點說，是台灣社會的「統獨」與「分配」分歧孕育了時代力量。
但當「統獨」、「分配」兩者出現「孰重孰輕」的情況，時代力量內部的路線之爭就無可避免地浮上檯面。時力的發展問題在於，「路線之爭」與失能的黨內「運作機制」彼此互相影響，導致路線分歧無法藉由黨內「運作機制」調和，找出彼此均能接受的平衡點，終於導致該黨走向裂解之途。
失能的黨內決策機制
時代力量是一個什麼樣的政黨？是所謂的「剛性政黨」？抑或是「柔性政黨」？前時代力量黨員、曾為發言人的吳崢曾發表長篇文章，明確指出該黨黨內「運作機制」已失能，他覺得時代力量本質是傳統的封閉式政黨，從黨內部，如黨代表大會、決策委員會等生成決策，再由上而下，一層層傳達到基層。但是「當指揮中心無法有效決策時，黨就會陷入癱瘓」。
2018年九合一選舉，時任時代力量台北市黨部主委林昶佐與台北市議員參選人林亮君、黃郁芬、林穎孟等人，曾就是否支持台北市長柯文哲連任，掀起一場黨內風暴，雖然當時輿論多認定事件主因為時力內部「友柯」與否，導致黨內一時的路線之爭。然而，選後卻有媒體披露，林昶佐實盼達成全黨決議，但時任黨主席的黃國昌主張「台北市由林昶佐負責，合不合作都要尊重林與其帶領參選人」，以「分區負責」為由，迴避齊一表態的壓力。
自此，包含林昶佐與北市議員林亮君、黃郁芬、林穎孟等三人便背負了「友柯」、「親柯」的標籤，即便這幾位在2020年選戰不吝於表態支持蔡英文連任，但他們的表態仍無法撕去身上的「友柯」、「親柯」標籤，甚至成為一些綠營支持者遷怒的對象。可以說，從創黨之初是否與民進黨合作、到2018年是否「友柯」，再到2020年選前爆發是否「親綠」、公開支持蔡英文連任等立場，時代力量黨內若非再三迴避，就是雜音紛呈，「收割黨」、「投機黨」之名不脛而走，終至今日的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