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稅收」肇致無效能無效率的負向生產力挫敗
這種移轉性支出，與經濟屬性上不具有任何「生產性」或「任何經濟加值意涵」；最典型的正是這一波蔡英文選前半年撒出的種種消費補助、福利金或老年津貼，本質都是透過政府機構將納稅人繳納稅款直接移轉給予受補助或受津貼者手上。不過，這種移轉性支出的施與受中間過程，並非是一種對等的均一同額函數關係；亦即取出納稅人所繳交的1000元稅款，交到受補助者手中的津貼補助金，很可能祇剩下500元甚至300元而已，以致往往需要從收到的稅款中拿出2000元，甚至4、5000元，也就是四五個納稅人份額，才夠支付該一1000元補助款到預定的受挹注者身上。
這中間的折半耗損，或所謂「移轉過程成本」的發生原因，乃是過程中間的確存在諸多減項因素所致：包括主事機關到地方政府末梢繁複多層級行政手續成本、政府機關X－無效率性所肇致的「不效率成本」，倘若更嚴重的碰上「官員貪污」或「官員挪借用公款所造致的利息浪費或時間遞延成本」，當然更加可能肇致多數「移轉性支出」事項的普遍化「無效能亦無效率」的負向生產力挫敗。
公共財「片面性圖利」個別族群或家戶私人之誤謬
由於「轉移性支出」在制度經濟學上具有十足的「單方向」「無償給予」特徵，因此，很多睿智經濟學者都把國家財政「轉移性支出」拿來與「國家定制稅收」相對比，而稱之為是一種「反向負稅收」的財政錯失；主要是「國家定制稅收」乃全體國民和工商企業將私人資財無償轉移繳交政府，而「轉移性支出」則是從政府手中，將國庫公共財使用資金以政策性無償轉移方式給予了特定家戶或個人，不啻是以國家公共資產「片面性圖利」特殊個別族群或私人，因此必須限度節制。
類似今天臺灣2020大選前夕敢於公然運用執政優勢，冒用政經福利事項名義，做為爭勝連任國家領導人的大選政見，實質操作「大撒幣買選票、買支持率」，已是當今現代民主政治社會越來越趨「激化民粹主義」國家選舉領導人的共相；祇是今天臺灣之情境，一般惟在最落後專制的自命是「自由民主」社會乃得能見，而且在這類落後專制「自由民主」社會的境況，初始猶會就所開出的選舉支票，含蓄保留一點「虛飾化空間」，對外祇用些「文青式」響亮動聽的口號名目喧嚷，頂多也祇敢承諾給予一些「間接性福利措施事項」，不若今天臺灣之放肆不拘。
大肆風行的「大撒幣買選票」競爭潮
然而越是進入廿一世紀全球化知識經濟社會，民主政治國家反而變得越發激進民粹主義化，而社會百姓也因為貧富差距越來越拉大的影響，對於個人及家戶小確幸的「直接性福利措施」渴望與感官滿意也越來越高，漸漸偏好「直接性福利」的好感與有感，以至回過頭來促使爭奪治國大位的領導人參選人，對於「間接性福利措施事項」越感覺「不管用或已棄置不用」，尤其廿一世紀第一個十年世代，不要說相對上民主政治不夠成熟的新興市場國家，甚至連絕大多數成熟老牌民主政治國家，也紛紛大肆風行「大撒幣直白買選票」競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