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9年春天達賴喇嘛流亡印度，至今已屆60年，其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價值及抗暴方式，深深擄獲了人心，為世人展現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絕佳典範。今夏的香港，猶如西藏之境遇，再度面臨著中共政權的野蠻摧殘。起初，和理非亦被港人奉為抗暴指導方針，然而換來的卻是中共的軟土深掘；繼之，勇武派的奮身抵抗，結果又如以卵擊石般，潰不成軍。如何有效對抗中共暴政，遂成了抗暴者的一大難題！
悲智、理性與憲政價值
藏傳佛教係屬佛教之支脈，其終極之價值，如同所有佛陀教法般，皆為「慈悲」與「智慧」兩者雙運。所謂「慈悲」，係指慈悲一切有生命的眾生，不論親友或仇敵、人類或非人類，都願為其拔除所有痛苦，給予最大安樂；「智慧」其深義為緣起，即因果定律。綜合言之，如何實質有效消除一切眾生的痛苦並給予最大的安樂，就是悲智雙運之精義。
從現代立憲國家的整個法體系觀察，刑法條文保護的是受害人；刑事訴訟法的無罪推定、緘默權保障等，保障著被告；監禁期間的矯正處遇及出獄後的更生輔導，則是利益加害人。可見，無論受害者、被告或加害者，没有一個被憲政國家所放棄。況且，各種動物保護法制，更朝向著人類以外的生命，為之保護。此外，社會福利國原則之目的，就是要實質有效地為所有人民拔苦予樂。職是，佛教的悲智雙運與現代立憲國家的整體法價值，相互間毫無違和感。
基此，「如何實質有效消除一切眾生的痛苦並給予最大的安樂」於憲法是憲政價值；於哲學是理性之本質內涵；於佛教是悲智雙運之體現。這也說明了，為什麼達賴喇嘛在其第一部自傳《我的國土與子民》中寫道：「雖然我沒有學過國際政治，但是我始終相信，佛學知識是非常可靠的指導。」
悲智的二種表現形式一「和理非」與「武理非」
在「如何實質有效消除一切眾生的痛苦並給予最大的安樂」之信念的指引下，當面對不公義的行為時，首應言語勸導，期勉行為人儘速修正不當行為；惟行為人倘復乖張狠戾，為實質有效避免其持續傷害自他，在不得已的必要情況下，即可考慮以止戈的武力制止之，此時如同慈母遏止獨子不良行為般，雖有腕力之展現，仍不失理性、非暴力之本質。
過去，西藏歷史上曾出現惡名昭彰的暴君，吐蕃王朝末代贊普朗達瑪，當時便有了具悲智與勇氣的大修行者拉隆·貝吉多傑，對之行刺並超渡至佛國淨土；隨後，西藏陷入分裂爭戰、生靈塗炭，再度有西藏民族英雄格薩爾王的出世，其戎馬一生滅敵無數，不但重振政教完成統一大業，使人民復歸幸福生活，亦將所殺敵人解脱至淨土永享安樂。
現在，西藏人民手無寸鐵，又缺乏組織，面對精銳的中國軍警，若擇武力反抗，只會逼使人民淪為犧牲品，而顯得不切實際。於是，達賴喇嘛於前揭書中說道:「倘若如此，我們只有忍辱以對。」緣此，許多西藏人民在受中共殘暴刑戮時，都選擇忍辱以對，並稱最畏懼的事情，不是種種囚虐，而是害怕對施暴者失去了慈悲心。西藏人民表面上雖然失去了自由，但心靈上卻不受負面情緒擺佈，而更顯得自在豁達。
因此，如何實質有效消除一切眾生的痛苦並給予最大的安樂，必須依據當時自他條件和環境，選擇適用「和理非」或「武理非」之方式，未可一概而論。但無論如何，都必須慈悲一切，即理性、非暴力，否則將因不道德，而失去抗暴的正當性。
達賴喇嘛的返藏之路
在不具備適用「武理非」的條件下，西藏人民只能選擇以「和理非」之方式持續抗暴。儘管「和理非」看似無法當下制止不公義的行為，但至少不會導致「壓迫和憤怒」兩者的升級及惡性循環；「和理非」看似無能為力地被剝奪一切，但悲智雙運的價值卻讓西藏人民心靈充盈；「和理非」看似無法保護佛寺、佛經、佛像，但悲智雙運的佛教大義，卻從寺、經、像中移植至藏人的心中長存。「和理非」所展現的韌性是如此不同！
其次，正由於悲智的「和理非」普獲世人認同，藏傳佛教反因藏人的流亡而廣傳世界；正由於講求對敵人亦應慈悲以待，殖民侵略的漢人反成藏人弟子，頂禮求灌。寺廟總是拆了又建，僧人也是驅逐復增，北京的限教令，非但無從限制藏傳佛教的發展，反在京官之家生根發芽。這情況，猶如山林之火，並不因狂風而止熄，反乘風勢而迅速蔓延，悲智所顯的「和理非」是如此滲透人心！
當中國人心普被「和理非」之悲智所滲透時，縱使手持大量精良武器，也終將失去傷害他人的能力。所以，預言可住世至113歲嵩壽而現齡已84歲的達賴喇嘛，對於有生之年的返藏之路，一直感到相當樂觀！
＊作者為政法哲學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