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明鏡》並未將此看成單一事件，該周刊指出「納粹時期的歷史與符碼在亞洲國家經常光榮化」，《明鏡》以土裔德籍專欄作者卡欽（Hasnain Kazim）2010年的文章《當希特勒來到印度》（Wie Hitler nach Indien kam）為例，試圖理解為何歐美以外的國家對納粹觀感如此不同。
卡欽的文章寫道，印度與巴基斯坦人民似乎將納粹與德國傲人的經濟發展、工業技術等成就劃上等號，卡欽表示，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身為德國人會因為納粹得到不少矚目，但是「那些景仰納粹的人讓人崩潰，常常讓人羞愧到想要在地上挖個洞跳進去」。
該文章也說，中東、北非等國家中，納粹又和民族仇恨扯上關聯，卡欽指出，他接觸過的阿拉伯人之所以喜歡納粹，是因為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衝突已經變成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民族戰爭，而納粹正好是「敵人的敵人」。由此可以看出，納粹暴行儘管是歐美國家、尤其德國與以色列最痛的歷史傷痕，對未參與那段歷史的國家而言，納粹符號卻已經引申出不同的意涵。
威權遺毒箝制教育 學子難以同理歷史創傷
但是，台灣也無法輕易以不知者無罪平息這場風波，《時代雜誌》引述台大歷史學教授花亦芬的觀點，認為光復高中扮裝事件恰好凸顯台灣教育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即威權政治的利爪始終箝制著教育體制。
花亦芬和其他多位教育界專家都不約而同分析，台灣解嚴後，威權象徵仍然在校園裡隨處可見，包括嚴謹的制服、軍歌教育等等，花亦芬認為，學生難以同理其他民族或族群的歷史創傷，正代表台灣的歷史和公民教育出現危機。
「過去的事件會不斷於現下重演，」花亦芬說，「這起事件證明了，台灣處理轉型正義和自身歷史傷痛的路，還有很長一段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