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往往信任認識的或親近的人，如果信任不熟識的或陌生人，會被新古典經濟學視為不理性。經濟學家史提格勒（George J. Stigler）認為，對他人的信任最終抵不過個人自利行為。艾文斯（Anthony M. Evans）和克魯格（Joachim I. Krueger）等心理學者則主張，信任建立不易，而且人會常常擔心被背叛。
在這次大選中，是不是信任蔡英文或韓國瑜的民眾多是不理性的？若從實際情況和西方學術研究所謂的「理性」而言，這些民眾絕大多數沒有盡力去蒐集、分析候選人的資訊（包括政見、政績）便做出決定，可歸類於「不理性」，但依此標準，難道全世界的選民有極高的比例都是不理性的嗎？
或許應該假設國內藍綠兩大黨的堅定支持者都有各自的目標，就是要讓自己屬意政黨或政治人物執政，所以他們「理性選擇」無條件或傾向於相信蔡英文或韓國瑜，願意抵抗甚至反擊阻礙蔡或韓登上大位的任何人物或事情。
至於想要信任別人又擔心因為對方的自利遭到背叛，亦即「信任的兩難」，也發生在部分選民對身上。政治光譜上偏藍的民眾不易信任蔡英文，偏綠的則不易信任韓國瑜，只要有蔡或韓的負面資訊，無論真偽，都可能成功引發它陣營選民的進一步猜疑或否定。
若干偏藍的民眾認為，蔡英文「明著維持現狀、暗地緩推臺獨」的政治自利行為，違背了他們以中華民國或「中華民國在臺灣」為主體的政治信念。所以即便蔡英文當選了中華民國第14任總統，諸如在當時的邦交國巴拿馬簽名留念時寫「臺灣總統」（President of Taiwan（ROC））、放任時任行政院長的賴清德在立院自稱「務實的臺獨工作者」、對中華民國邦交國諾魯國會決議文稱「臺灣是主權獨立國家」視而不見、修訂高中歷史課綱時刻意提升「臺灣地位未定論」等做法，坐實了他們對蔡獨派政治立場的質疑。
某些偏綠的民眾則相信，韓國瑜支持「九二共識」或「一中各表」的政治自利行為會侵蝕他們想保護的「臺灣主權」。所以韓當選後訪港並與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聯辦）主任短暫會晤、稱兩岸和平協議談判不可避免、對香港爭民主運動的立場定調為「反港獨、雙普選」，都被他們視為「親中賣臺」。
對於蔡英文身為中華民國總統的不信任，相關證例可謂稱清楚，但對韓國瑜「親中賣臺」的批判，卻顯然是主觀感覺至上。難道陳菊沒有在高雄市長任內於上海和當時大陸國臺辦主任張志軍在上海會面並共進晚餐？韓國瑜曾說兩岸和平協議談判不可避免，但也說中共不放棄武力犯臺則時機未到，並沒有「橫柴入灶」。他對香港的「反港獨、雙普選」立場，則既兼顧政治現實，也沒有違反中華民國憲法及民主自由原則。
根據學理，「理性」選民想相信政治領導人物卻又擔心遭到他們的自利行為所背叛。在擔心之餘，若再以實際例證做為信任政治人物與否的參考，民主才會真正進步。
＊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副院長、外交系副教授。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