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和中國都是聯合國大國俱樂部的成員，它們最近都質疑聯合國在它們非常關切的領土爭議問題上，是否有能力發揮作用。
如果說，現在在世界各處，那些由「殖民者」或者西方列強制訂的老規矩不合時宜的話，這些規定包含了幾十年來很多國家願意，或者至少口頭贊同的一套價值體系。
一些正在興起的強大意識形態，無論是中國標榜的後共產主義/儒家學說，還是俄國的東正教影響下的國家命運說，或是引導沙烏地阿拉伯或是伊朗政策的迥然不同的伊斯蘭思想形態，都只對它們自己的人民有吸引力，對其他人幾乎沒有多少影響。
實際上，這些民族或者宗教學說的關鍵，都在於拒絶接受國際現狀。一些非國家組織（例如黎巴嫩真主黨或奈及利亞的博科哈蘭）也提出很多挑戰。
安全、金融或者技術領域，新的干擾因素對現行秩序形成很大的威脅，以至於麥克里斯特爾將軍認為：「不禁讓人想像出一個後世界末日的、強者生存的亂世景象。」
雖然這種巨大挑戰來自外部，但也有波特教授所描述為「對內部的破壞」。西方自己內部就有諸多分歧。比如說，川普當選就讓人們擔心發生新的貿易戰。
如果這位當選總統履行他的各種競選承諾，弗雷澤爵士說，那麼，「我們正進入一段艱難的、大國競爭的外交時期：在權力和國家利益的驅動下，會有更多的現實交易，更多的對抗，而不是形成國際社會共同的價值觀或者集體意識。」
今後更多的重點，將是雙邊（兩國之間）而不是多邊外交。可能會讓國際關係變得更像19世紀時代。波特教授說「我們感覺不佳，而且沒有凖備，參與一場更像過去歷史尚有過的『正常』外交，與其它大國競爭的同時也展開合作。」
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和俄羅斯總統普京之間的關係，就是後意識形態治國方略的一個有趣例子。土耳其擊落了俄羅斯的一架戰機後，他們2016年在聖彼得堡舉行了一次摒棄前嫌的峰會，在敘利亞問題上迅速從對抗和經濟制裁轉變成戰略合作。
但具有民主傳統的歐洲國家或者是美國，以及它們各自相互競爭的利益集團，能否做到像那些手握專制權力國家的強有力領導人那樣雷厲風行呢？
英國前首席外交官，弗雷澤爵士認為：「法律，組織，條約，以及其他『交通規則』仍至關重要的，但都很可能會改頭換面，在一個得到世界足夠多數國家認可、而具有一定公信力的大框框裏繼續磨合。」
全球目前的板塊構造似乎陷西方社會於無法改變的不利境地：他們尊重國際裁決，而俄國和中國說他們可以置之不理（比如克里米亞和南中國海問題）。
西方的軍隊（在許多情況下）放棄使用集束炸彈或地雷，而敘利亞和俄國在最近幾個月毫無約束地使用這些武器；西方能回敬俄國，或者其他有政治目標的網絡攻擊的能力是有限的，而對那些媒體受到廣泛控制的國家如何回敬在任何情況下都可能受到質疑。
經濟停滯又在此時雪上加霜，保護主義，以及民粹主義的高調增加了形勢的緊張，乃至於你不得不嚴肅地提出問題：那些定義我們為「西方」的國際俱樂部，包括北約和歐盟，是否還能維持不變熬過2017年。
2017年義大利、荷蘭、法國和德國的一系列大選，將是對歐盟的嚴峻考驗，特別是歐元。至於北約，美國準總統川普建議，要美國未來提供保護，歐洲盟國需要付出更多資金。
而對一度是老關係的盟友發出警告也不是單方面的：德國總理梅克爾暗示，今後和美國合作的先決條件是，華盛頓需要「尊重法治和個人尊嚴」。
在這一時期，有很多機遇，也有很多危險。現在的問題是，西方國家能否抓住機遇，掌握局面，還是僅能隨波逐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