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陳日君樞機在信中所說：「現在只有兩位華人樞機，都還未死，也沒有痴呆，我是其中一位，卻不讓我關心中國教會的相關談判。羅馬還有一個華人，看來不太受歡迎，被充軍去關島了。」這證明他被排除於建交談判會議之外了，但身為天主教會的大老，不可能完全沒有管道了解建交談判的進度，如此便能理解他不顧身分、急切炮打中央的言論。
另一方面，香港教區正權主教湯漢樞機則不只一次為文替教廷和北京建交辯護，這在天主教會內極重和諧的狀況來看，已是同一個教區的前後任主教隔空交火的空前力道。湯漢主教升任樞機雖較陳日君主教為晚，但兩人卻是同年同月同日晉牧為香港教區輔理主教。在主教資歷上兩人是同輩，而主教任命都是由教宗欽定，若要批評湯漢樞機主教受陳日君樞機主教拔擢卻忘恩負義，並不正確。
邦交不取決於民主
有人主張，教廷不應該和一個沒有民主政府的國家建交，故不可捨棄民主的中華民國政府，與專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建交，自由和民主就是中華民國政府和教廷邦交的最好保障。事實上，教廷從來不認為民主是必要的，因為綜觀天主教歷史，自從打著自由、平等、博愛的法國大革命起，就是一連串用政治力量意圖毀滅天主教會的開端。
南美的阿根廷，在1946年以民主方式選舉出胡安·裴隆為總統，這位總統在極高的民意支持下當選，他寬容同性戀、推動離婚及性交易合法化等種種不見容於羅馬教廷的政策，相信該國的耶穌會會士豪爾赫·馬里奧·伯格里奧（後來的教宗方濟各）應該對此印象深刻。
現今反對教廷和北京建交的一大重點，在於主教任命權。反對者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主教任命被政府控制，有許多主教是非法任命或是低階高任。例如上海教區馬達欽主教，被教廷承認為輔理主教，但愛國會任命他為更高階的助理主教。這些主教沒有被教宗認可，不合天主教法典的都是非法主教，這點完全沒有錯誤，但綜觀歷史，教廷在面對形勢比人強，拳頭沒有人家大的狀況下，對於主教任命權其實很有彈性。
拿破崙在擔任第一執政時，就曾要求法國所有主教辭職，再重新由政府任命為國家派出、具有公務員身分的主教及神父。到了法蘭西第三共和時期也是，法國政府可以提出主教人選由教宗任命，但法國政府也曾經自行任命主教，搞到跟教廷斷交過。這種由政府同意人選，再由教宗任命的方式就叫做「法國模式」。現在報端所載的「越南模式」，或冷戰時期東歐各國天主教會所採用的「東歐模式」，都是脫胎自「法國模式」。
冷戰時期，東歐鐵幕後的共產國家也都是採用這套政府提供名單，供教宗圈選的「法國模式」。如果有人說這套模式不對，只會產生出聽命政府的走狗充任主教，那麼該如何評價當初由波蘭共產政府認為沒有反政府言論，看起來應該很可靠的盧布林神學院教授卡洛爾·約瑟夫·沃蒂瓦（後來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所以被放在科拉科夫教區輔理主教候選人名單上，供教宗保祿六世圈選這件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