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不習慣閱讀文學小說，閱讀哈金，也會感到很容易「進去」。不只是進去故事，也進去那整個世界。目前為止，哈金所有短篇集，每本都圍繞一個不同世界。
《好兵》的世界是六、七十年代之交，中蘇關係最緊張時期的邊區解放軍。《光天化日》的世界是文革時期鄉村。《新郎》是八十年代城市。《落地》則是寫美國兩千年左右的中國移民社會。
把小說寫得讓讀者很容易進去，我想一大原因是哈金寫作並非使用母語。他學習英文的起步年齡比張愛玲、林語堂都晚，英文遠不如他們道地，想必讓他總處於「下筆不能自休」的相反狀態，隨時都想利用最少字句把想要呈現的動作或場景描述完畢。福禍相倚，這種辛苦可能反而有助他避掉現代華文創作常見的無謂冗詞贅句，把速度加快。
除了語言，受眾可能也是一大原因。在美國，一本寫三十年前中國軍隊生活的短篇集憑什麼去跟眾多寫越戰、寫華爾街金錢遊戲、寫中西部成長故事的其他書稿去競爭出版社編輯眼球這種稀缺資源？哈金要生存下來，就必須把小說寫得故事性夠強，進展夠快。
當然，情節驚悚亦有幫助。《好兵》中有一篇寫獸交，有一篇寫吃人肉。《光天化日》中有一篇寫輪姦，有一篇寫謀害親子，殺人工具還是沒人寫過的一種：一根辣椒。辣椒要怎麼用來殺人？真的要讀到那篇〈運〉才能明白。
然而，故事性強、進展快、情節驚悚這些條件也許有助於賣書，憑這些卻不足以構成文學。社會新聞寫謀害親子，讀者想的是：「竟有這種事。」文學作品寫謀害親子，如果寫得成功，讀者想的就是：「好合理。如果也給我一樣的環境，養成一樣的眼界，受到一樣的限制，我都不確定自己會不會做同一件事。」
也就是說，好的文學小說必須提供讀者本來沒想到的人性洞見。這又是哈金的強項：他擅常寫人，足夠引起讀者興趣的人。讀者把他的小說看下去，往往不只是受情節吸引，也是對人物產生了關懷之情。
哈金作品也往往比華文創作更能讓中國以外讀者一窺中共統治的實相。他的寫作環境沒有文字審查，因此中國作家不方便寫的，他都可以大寫特寫。
中國作家當然也寫過舉報，角度卻不可能像哈金如此全面。《好兵》第一篇〈報告〉就是一封舉報函，背景是一九七○左右，裡面那首毒歌是實有其歌，不過是一九七九才問世。時代錯誤應該是哈金故意的，為了諷刺正常時候的一首歌在文革期間會害死許多人。
光看這篇，讀者只會想到後續可能有多人會倒大楣，也就是主角舉報的那些人。但後來幾篇都多多少少有呼應這篇，因此讀者只要往下看，對這篇的看法就會一變再變。
第二篇〈晚了〉結尾，敘事者為了自保而決定不舉報别人，這時讀者就會意識到〈報告〉主角在下筆前應也經過一番算計。第五篇〈龍頭〉與第八篇〈黨課〉，裡面都有黨幹部擔心被舉報所以決定舉報別人，這時讀者會意識到〈報告〉的出發點應該也是自保，先下手為強是一種不得不然。主角寫得洋洋灑灑，其實心裡緊張得要命，因為有把柄在別人手裡。第十篇〈老鄉〉，主角逃命是因為舉報錯人，讀者又會回頭意識到〈報告〉後續倒霉的搞不好不是舉報對象，而是主角本人。他過不過得了關全要看政委如何處置這封舉報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