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有些案件在定讞前媒體就會大肆報導、一口咬定誰是凶手，2002年捲入殺警案遭冤判死刑、等待15年才獲平反的鄭性澤便是個血淋淋的案例：「因為真的死了個警察，警察遺族也是犯罪被害人，過去新聞都一直說鄭性澤殺了人，對蘇姓員警的太太跟兒子都會很難接受──他們會一直想：凶手到底是誰？就算後來平反了，大眾也會想：只是證據不足，才沒判你們有罪。」
當法官面對一大疊罪證、看似清晰的控訴、要給被害者「交代」的心情，一個平凡人被起訴，便幾乎難以逃脫，曾被控性侵的陳龍綺甚至被法官說「不要太得意，重新鑑定沒你的DNA，不代表你沒做！」如今「台灣無辜者行動聯盟」服務的7位個案皆是經由律師層層評估後有冤的案件，刑度4–20年不等、甚至有死刑案件，即便有不在場證明仍遭定罪，這在大眾看來是難以想像，對他們來說卻是真實的人生、磨難的開端。
幾十年小攤販遭街坊辱罵到生意做不下去！受冤者無奈入獄：不是我接受這判決，但這制度是這樣，我沒辦法
有些被冤的人會選擇與體制對抗，例如陳龍綺便曾經選擇逃亡，只是「逃亡」的代價是人生就此停在原點、擔心受怕沒有盡頭，黃芷嫻回憶，陳龍綺當初逃亡便是住在很高的高樓，窗戶一開便能結束生命：「媽媽都很擔心他自殺，他那邊窗戶一開就會死，他很常想說，人生就要這樣結束了……那逃亡太煎熬了，你可能要下樓丟個垃圾就很緊張，想說是不是後面那些人在看我。」
黃芷嫻也碰過一位曾經逃亡的冤獄當事人，媽媽因為看不到兒子天天哭，後來他選擇出來坐牢，就是讓媽媽至少找得到人、讓媽媽別再擔心：「他想說這樣沒辦法，頂多我自己進去苦一點，讓媽媽不要那麼擔心……」
逃亡過程不僅煎熬，社會大眾也會覺得「你如果沒有做，為什麼要逃」，於是更多數的受冤者選擇是直接「進去」，目前無辜者行動聯盟服務的阿水（化名），便道出別無選擇的無奈：「不是我接受這判決，但這制度是這樣，我沒辦法，我只好進去。」
無論垂死掙扎還是放棄抵抗，一個捲入冤案的人在正式「進去」前，家庭就會開始劇變。黃芷嫻接觸的其中一個家庭原本是自己做生意、在自家樓下市場擺攤的小攤販，本來都想著再做幾年就要退休了，沒想到捲入冤案，幾十年存下來的錢通通拿去打官司──更要命的是，案件在調查階段就被檢警弄到街坊皆知，生意也做不下去了：「開始對他們講很難聽的話，那些都是認識幾十年的街坊鄰居了，後來他們生意做不下去，還沒定讞前就失去工作……」
而社工楊雅伶說，有位大哥本來是跟太太在同間工廠上班的、太太還在裡面當組長，她曾問大哥「回去」以後要不要去那工廠，大哥直說「不可能」──原來是這大哥在上班期間碰到被害者家屬跑來工廠談和解，根本沒有涉案的這位大哥當然不想理他，當場對家屬說：「為什麼要談條件？談了不就代表這是我做的？」好死不死這場景剛好被主管看到，這一刻大哥就知道，他怎樣也不可能回到同個地方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