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華慈先生說：「既然你問學有這樣的轉變，得在中國學方面多打點基礎，我介紹你到耶魯去跟余英時教授好了。」他顯然不知我事先就認識了余先生，我則喜出望外，順理成章接受了他的好意。當晚史華慈先生打了電話給余先生。之後，我每隔兩、三個月就會去余先生家住一、兩晚。這是我一輩子讀書最愉快的經驗。我和同學康樂（一九五○—二○○七）兩個人一起去，每一次都聊到晚上三、四點。因為聊得太晚，就乾脆在余先生家打地舖，醒來再聊，下午才走。
康樂原本就讀耶魯，為人熱情而有理想，對政治獨有見解，常跟余先生做台灣輿情分析。我則把握難得的機會作了很多的提問。余先生在耶魯時，恰值創造力的高峰，佳作如活水源源不絕。每回一有新作，他總會讓我們先睹為快，我們算是最初的讀者。有時我們就提供一些意見，我充當主要批評者，雞蛋裡挑骨頭。那時等於讀了兩個學校，耶魯和哈佛，常常來來去去。余老師和師母除了在學問上指導我們，生活也幫了很多忙。我們在高談闊論時，師母便忙著做飯、準備晚餐與宵夜。師母對我們很體貼，很照顧，我內心由衷地感激。
在哈佛，我打了一個比較全面、紮實的底子。那時受余英時先生影響，且戰且走，彌補舊學的不足。在哈佛，史華慈雖是我真正的指導教授，可是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十八世紀中國的哲學、考據學與政治：李紱和清代陸王學派》（Philosophy, Philology,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Li Fu and the Lu-Wang School under the Ch’ing）卻是余英時先生給的。他的設計頗有深意，刻意找一個冷門的題目，令我無所依傍，沒有二手資料可以參考，唯一的只有太老師錢穆（一八九五—一九九○）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有一章專門寫到「李穆堂」（一六七三—一七五○）。所以我只有把李紱的文集一本一本地翻閱，歸納出自己的看法。我的博士論文寫得相當順利，大概一年九個月就完成了初稿。當然並非個人天縱英明，而是有個學識淵博的老師做指引。每寫完一章就呈請余先生過目，看是不是「在正確的軌道上」（on the right track）進行，而不是胡扯一通。他說這個方向是對的，我就繼續寫下去。此外，史華慈教授對內容也有所批評與指點。猶記得他曾笑，我論文寫了大半，主角「李紱」還未粉墨登場，彷彿故佈疑雲的偵探小說。後來論文完成之際，史華慈教授卻難掩失望之情，似乎覺得偌多我在哈佛所浸潤的西學，毫不見蹤影，無從發揮。臨別之時，諄諄告誡有朝一日，應將中、西學問融為一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