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回看到余英時老師是一九七五年二月，他剛當選中研院院士不久，為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做了一次講演，題目是「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這個演講整理成稿後，成為以後二十年研究中國思想史「內在理路」的典範，影響極為深遠。而我當時猶忝列「批余小將」，以打倒學術權威為己志，聽了這個講演，心中若有所失。
後來因緣際會到哈佛大學念了六年書，才算真正接觸了余老師。我能夠進哈佛大學完全得力於他的推薦。一九七六年，我到美國匹茲堡，還沒有註冊，聽紐約的同學說，哈佛大學的余英時教授要找一個人談話，這個人恰巧就是我。之前，申請哈佛的研究計畫，寫得有些不搭調，要去的院系不大對頭，所以沒被錄取。大概余先生看了有點印象，他有次到台灣做演講，我在台下聆聽，卻不明就裡。同學幫我找到了余先生的電話，我打過去，余先生說：「既然你在匹茲堡大學還沒有開學，就過來波士頓玩玩。」於是我就搭了灰狗巴士，先抵紐約，再轉去波士頓。在哈佛的燕京圖書館跟余先生談了三個多小時，對我後來的治學是個轉捩點。
那時我不知天高地厚，大放厥詞。現在回想那次談話，不禁會臉紅：主要針對陳寅恪等名家而發。余先生跟我半聊天、半面試時，我放言：「讀陳寅恪的東西，覺得他的表達方式很奇怪，常是先有引文，才有自己的觀點。這引文裡的資訊ABCD非常多，最後拿的可能只是其中的B，可是讀者初讀這一段資料的時候，並無法預知他的邏輯推論是怎樣進行的。」余先生覺得這個初生之犢，連史學大家都敢胡亂批評，當然知道是很膚淺的。但余先生十分包容，聊了三個多小時後說：「你明年轉到哈佛來吧！」我那時尚未遞出申請，就知曉可以進哈佛大學了，不禁喜形於色，難掩內心的興奮。
後來回到匹茲堡大學見到許倬雲先生，老實供出實情。許先生說：「既然你的興趣在思想史、學術史，還是跟余先生比較好。」在匹茲堡這七個月裡，我便跟著許先生做一些導讀，瞭解他的學問，也有不少收穫。
但我剛到哈佛大學那一年，余英時先生即受耶魯大學禮聘為講座教授，一時無法親炙教誨。
哈佛大學的六年讀書生涯，是我夢寐以求的快樂時光。以前在臺灣大學讀書時，無法早起，經常日正當中才去課堂；遲到或曠課乃是常事。而到了哈佛大學，早上五、六點每每就自然起床，醒來便士氣昂揚，想直奔課堂，目睹列聖列賢的光彩。（註1）又性喜逛書店，嗜書如癡，有位朋友到我的宿舍，看見藏書堆到天花板，就說：「幸好波士頓沒有地震，不然那麼多書倒下來，準把你壓死。」
初始，我的研究方向係西方思想史和史學史，後來起了變化，跟兩位老師有絕大的關係。其中一位是比較思想史的大家──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 1916—1999）。那時我的西方思想史題目也定了，有一次他跟我聊天：「你有這樣的底子，做西方的學術當然很好，但是在西方不乏有人可以做得更好，將來恐難脫穎而出。為什麼不回去做中國學問？一般做中國學問的人沒有你這般西學的底子，有不同的眼光和訓練，說不定會看出一些有趣的問題？」當時聽了有些洩氣，好像史華慈看輕了我之前西學的努力。後來心情沉澱之後，也覺得不無道理。又去請教余英時教授，方才定案。其實余先生由哈佛大學轉任耶魯大學，並沒有正式教過我，我讀書跟的是余先生的老師楊聯陞（一九一四—一九九○）教授。可是我上楊教授的課只有第一堂和最後一堂。第二堂去的時候，教室空無一人，我覺得奇怪，怎麼請假也不講。後來從系裡知道，那時他的精神不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