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整體在地系統的運作是建立在居民、社會團體、地方政府和其他行動者的彼此合作、共同治理，反而不是競爭、衝突。整個社區、城市的運作以居民權責相符的參與式民主進行，只有透過這樣的基層民主，才能夠建立公民連結，理解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重要性，避免公共財危機，因此里山倡議不僅僅是生態環境永續進展，也不只是對於全球資本主義的反省，也是展現草根民主生活的重要性。
在台灣也有類似豐岡的故事，新北市坪林區是傳統的茶鄉，一群來自台大城鄉所的師生進入社區和當地茶農一起耕作，並且推動自然農耕的辛苦做法，可以讓因為過度使用農藥而受到破壞的大地可以逐漸地恢復地利，並且還給當地動物與植物一個可以安全生存的環境。在埔里一群暨南大學的年輕人，因為參與農村調查和礦泉水業者採水改變農地農用的抗爭事件，組成籃城好生活的團隊，進住到社區，除了從事社區文史調查、生態記錄外，並且承租農地，以自然農耕的方式栽作稻米。雖然這兩個都是剛剛開始的努力，不像豐岡那麼長期、全面的進展，也只有相當初步的成果，但是他們在社區的深耕是透過市場取得必須要的經費，而不是全部仰賴公部門的補助，維持在地實踐的自主性。此外，她們積極地邀請在地公眾一起參與，以平等對待、相互合作的方式，推動自然農耕、生態保育、地方產業、文史紀錄等工作，短期內是看不到具體的成果，卻是在這個批判、充滿危機的年代，建立了透過社會創新，用實作來改變現狀。
＊作者為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