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場「台港公民社會運動研討會」上，有香港朋友說起香港民主的艱難時，盛讚台灣情況「好得太多」。更多的香港朋友則強力警告，中共最厲害的手段，便是透過資本經濟的壟斷力量實現其政治控制。
在會場上，談到二個最近的例子。一是，香港向來言論較為獨立，由私人資本經營的《明報》，無預警撤換總編，由與中國官媒關係密切的馬來西亞華人鍾天祥接任。此事如同2013年初的南周事件，引發《明報》內外人士的疑慮和抗議。
第二個例子，則是港府向香港「非中資」銀行體系施壓，要求集體對香港《蘋果日報》抽銀根。其中，渣打銀行不肯配合，結果遭到港府杯葛該銀行舉辦的活動。就在研討會後的幾天，香港《蘋果日報》更發生了「非中資」廣告集體抽離的事情，原因則當然「不明」。
研討會上的台灣朋友聽到「台灣情況好太多」的讚嘆，都不免苦笑。因為促成這場研討會的因素之一，便是這位香港友人未看見的，台灣人的焦慮。民主人權的快速失落，才是台灣這幾年來的真實寫照。也因此，《自由人宣言》執筆人之一的顏厥安教授引言時說，在《宣言》裡提到「台灣如何避免成為『第二個香港』？」，好像是說台灣的民主人權情況比香港好，這其實對香港有點不敬。（陳允中教授則回應，以後應該講「台灣如何避免成為『第三個澳門』」，比較貼切。）
我想，談到台灣的處境，如果以「民主人權的焦慮」來詮釋2013年台灣社會的騷動應該說得過去。2013年底，從「拆政府」到「萬人威鞋」，「公民不服從」成為公民運動，乃至司法與法學上的關鍵詞，是最好的證明。台灣社會固然普遍缺乏追求民主與人權深化的興趣，但當在失去它們的時候，仍然是會有感的。特別是，當我們確切察覺到這個國家的國會失去功能，政府失去控制，而且還危及我們的自由、隱私、財產、住居、工作、健康、環境與生存生計的時候。
今日台灣的焦慮和香港其實十分相近。而台灣的焦慮，頭上有著一個政治網羅（感謝美江！）籠罩。這個政治網羅，在我看來，是由四個元素所構成：(1)「一中框架」；(2)「新自由主義」；(3)「國共及其政商集團」；(4)「未亡的黨國體制」。其中，「一中框架」與「新自由主義」是行動方針，「國共及其政商集團」以及普遍存在於台灣公部門、媒體、校園乃至司法的「未亡的黨國體制」則是共同行動者。這個四合一的政治網羅，從台灣的角度看，是馬政府／國民黨的「附庸主義」路線，從中共的角度看，便是「以商圍政」、「以文化圍政」、「以民族圍政」的設局。
過去，許多人相信，民主人權不重要，就算成為別人的附庸，只要能換得「經濟利益」沒有什麼不好。但是現在很多人都知道，拋棄自我的結果，不但我們的經濟生活可能受到掠奪，當回過頭來想要制止它的時候，更發現加倍困難。即使撇開「一中框架」不談，做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奴僕，我們也嚐到相同的苦果。這個苦果是如此明確，以致於向來推崇市場經濟不遺餘力的經濟學家也不得不鬆口承認有「殺人經濟」。然而，如果我們沒有強固的民主憲政，沒有充足的人權保障法制，又怎能阻擋政商集團的步伐，或「拔除殺人經濟的毒牙」呢？
其實，情況已經很清楚，四合一的政治網羅愈膨漲，台灣的民主人權就愈受壓縮，台灣的前景就愈黯淡。也因此，台灣真正的出路，只有不斷壯大民主人權，衝破「附庸主義」罩在我們頭上的政治網羅。過去這一年裡的公民行動，其意義就是在為台灣勉強撐起民主人權的空間。但是，我們還需要足夠的政治力進入，在制度上構築憲政民主與人權保障的防禦工事，如此才能真正撐出台灣的出路。
到這裡，我們很快地發現，在這個「民主人權」對抗「附庸主義政治網羅」圖像裡，根本找不到台灣最大反對黨，民進黨的影子。最近，這個最大在野黨還在爭論要如何在這個圖像上現身。但其實，選擇只有兩個，一是加入頭頂那個政治網羅，成為第三個共同行動者，一是加入「民主人權」的行列，共同撐起台灣的出路。就不知民進黨最後會如何選擇？
＊作者為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理事／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