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歸而言，台大初期遭遇二二八、四六事件與白色恐怖時期，守勢居多，傅校長所做的是精神面之建置。主動出擊的事件，泰半發生在孫校長任內，這是時代與社會變遷所致，孫剛好在這個節骨眼上當台大校長，可說是不得了的時代機會，但也可能是厄運一場，孫校長選擇了不干涉與穩住策略，在當時算是恰當的做法。台大很幸運，縱使每位校長並非都很亮眼，但都做了該做的事。至於學術環境與表現，錢思亮在相對長期安定期間，建構了穩固的基礎。陳維昭與李嗣涔在國家推動一流大學計畫時，沒有漏掉競爭機會。祇不過在後段時期，台大一直流失正義堡壘與觀念座標之角色而不自知，雖然學術成就一直精進，仍若有憾焉，而在2012年為了研究計畫報銷問題，不經意地讓檢調大舉進入校園，亦未能轟然回擊，則有愧於台大二十餘年前所做的精神展示！
＊大學應該檢討
我在2013年全國大學校長會議上表示，當大學內部在教學與研究上出了問題時（包括各種計畫採購與核銷，以及各項研究與學術倫理之破壞），應由大學與補助機關先來發動，做好內控與自律，若有必要再依程序移送檢調，而非像現在由檢調來發動來主導研究計畫之核銷問題。該案雖已進入法律程序，不宜就個案表示意見，但在進行法律訴訟時，大學應透過教育部與國科會協調，爭取補救措施，設計統一窗口， 以大學為單位進行訴訟，以免株連過廣，喪失比例原則。
大學應啟動學術法學界與實務法界之聯合會議，進行具建設性之討論，釐清包括教師在何種條件下方得稱之為授權公務員，以及執行研究計畫是否為執行公權事項等具爭議性之實質議題，以取得均衡之通說，並規範影響重大之後續法律實務。該事件切忌淪為在法令層面上打轉，見樹不見林，更應注意其對台灣長遠學術發展及人才留任與進用之嚴重影響，記取包括二戰期間德國在內的歷史教訓，視之為嚴重的國家大事，並建議國家領導人應盡速在適當時機給個說法！
在國際指標大學的選擇上，若干領頭大學不免有期望水準誤置之情形，台大也不能免俗。該誤置當然也發生於台灣其他大學，如政大選哈佛（哈佛的理學與醫學執世界牛耳，人文與法商亦非國內大學所能望其項背），成大從名古屋大學轉換為京都大學（以文理聞名於世，未能完全呼應成大在工程科學上的專長與名聲）。台大之指標學校，過去十年來從澳洲Melbourne大學改為美國UIUC（伊利諾大學），這兩間都是世界一流大學殆無疑問，但都低估了台大當為國家人才搖籃與學術龍頭以及社會領袖的角色。台大培育的應該不只是博士與教授，而是未來各行各業的領導人，包括國家領導人在內。在這點上台大真的要特別小心，免得轉型成為一所看不出來有多大志氣的「世界一流大學」。
＊重視人文傳統的建立
在台灣的高教領域中，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師生大約各占總額的一半。台大人文社科學生約占總學生數三分之一，專任教師約占四分之一，不及平均的二分之一，可能係10多年來台大擴張研究生數量時（已占總數一半），未能跟上之故；後者則係在五年五百億推動時，未能及時搭上列車之故。至於分配到的公務經費，那是更不成比例了，也許還不到五分之一。
揆諸國際經驗，真正的國際一流大學鮮少無第一流人文社會科學名聲者，像牛津、劍橋、哈佛、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這是台大應該放在一起比較的大學，台大對此應有警覺心、視野格局及相對應之做法，台大在國內全面爭第一，或說自己在國內已經是最重視人文學科的大學，已經沒什麼意義，最好是站到國際高度，設定目標與期限以全力促成之。這是一位旁觀者的看法。
＊作者為前教育部長、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編按：黃榮村校長過去一直關切教育改革議題，在他即將自中國醫藥大學校長任內退休之際，他整理畢生學思歷程，對台灣當前大學教育提出深刻反思，其新著《大學的教養與反叛》於2月由印刻文學出版，《風傳媒》摘錄「教改反思」系列五篇，自29日起連續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