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達爾文以來，生物學家忽然意識到，原來司空見慣的生命現象——親緣的相似性，也就是常說的遺傳與變異，有著一套既明顯又巧妙的機制，這讓他們非常興奮。
在此之前，在醫生、牧師、哲學家和博物學家還在承擔生物學工作的時代，人們一直認為，遺傳就是本質上的一成不變，而所謂變異，其實乃是環境影響的結果。比如氣候變化，又比如用進廢退。直到18世紀，一些著名的生物學家仍然堅信，白人長期生活在熱帶就成了黑人——強烈的陽光作用于白人的肝臟，膽汁就會變黑，進而色素沉著，黑人就是這麼出現的。然而，當達爾文提出，變異和遺傳一樣，環境的影響必須通過內在的機制起作用，幾乎所有關心生命現象的學者都被他吸引，並投身於這一場大討論。其中活躍的身影，不乏統計學家們。
就最基本的哲學觀而言，統計學家天然地與生物學家親近。作為生物學研究的物件，生命是一種永遠無法排除例外的現象。假如一個研究者說，產後的母貓為了躲避入侵者，會叼著幼崽尋找更秘密的隱匿。任何一個內行都懂得，這個說法只在概率意義上成立。因此有人總結，生物學只有一條普遍定律，那就是一切生物學定律都有例外。正是這樣的例外，令一直夢想馴服偶然的統計學家感興趣。
在生物進化的問題上，達爾文本人很謹慎。為了避免價值上的誤判，他長期拒絕使用「進化」（evolution）這個詞彙。據說，他還拒絕了馬克思將《資本論》第二卷題獻予他的請求。但是，信徒總是狂熱的，他們用各種方式表達自己對進化論的熱忱。
統計學家試圖用一種不同的方法來捍衛達爾文。特別是為遺傳與變異的內在機制——自然選擇提供數學證明。這一動機最直接的成果，就是高爾頓、皮爾遜和費希爾等人創立了生物統計學派。
這幫人的思路是，將不可觀測的生命現象，例如某個物種長時段的遺傳變異，轉換成這個物種在不同環境下特定「表型」（Phenotype）或「性狀」（traits)的測量。然後，計算這些參數的概率分佈，繼而推斷出自然選擇與遺傳變異之間的相關度。
這一思路在韋爾登（Rerhael Weldon）那裡形象化了。這位統計學家從河道的淤泥中抓了數百隻螃蟹，一半封在裝有淤泥水的廣口瓶裡，另一半封在裝著乾淨河水的瓶子中。隔段時間他打開瓶子，測量兩組螃蟹的存活數，以及蟹殼的大小，來計算它們的概率分佈。
由於韋爾登死於一場滑雪事故，皮爾遜接替了他的工作。在後來的報告中皮爾遜表示，這個統計實驗足以證明，在含有淤泥的水中，大螃蟹比小螃蟹更容易存活。並且，經過許多代後，選擇的累積效應將對群體產生持續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