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而言，舊有的統計學是一門描述性的學問，生物統計學的思路改變了它，使之變得敢於預測和推斷了。不僅如此，生物統計學也給現代科學的諸多領域帶來革命性的啟示。按照它的理念，各個領域都可以用概率統計的方法，來考察那些不可觀測的事物。比如藥物治療的長期存活率、通脹情況下的經濟走勢，以及大量粒子的運動軌跡等等。
但是另一方面，生物統計學也將計算的狂熱推到了極致，造成的傷害迄今可見。他們的本意是見微知著，結果卻往往是以偏概全。譬如當時就有生物學家質疑統計學家，憑什麼就認定蟹殼的大小就一定跟死亡率相關。韋爾登辯解說，小螃蟹活不過大的，那是因為它們的鰓太小，很容易被淤泥堵塞。很顯然，這個辯解在生物學家那裡未必站得住腳。
那些容易辨識的表型或性狀，不過是方便測量和計算的參數，卻被他們認定為原因。可見，喜歡偶然的統計學家骨子裡也擋不住因果律的誘惑。他們沒有察覺，當未經檢驗的觀念成為計算的前提，自己正在滑向倒果為因的泥淖。
倒因為果的危險還來自當時的意識形態。具體而言，就是哲學家史賓塞（Herbert Spencer）鼓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這種將進化論曲解成「適者生存」的進步哲學，迷惑的絕不只是那些相信成王敗寇的普通民眾。事實上，統計學家不但相信，而且強化了這種錯誤的進步觀。今天看來，這種錯誤遠遠超出了知識的範圍，毒害了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
正是在這樣的觀念背景下，生物統計學的創始人高爾頓提出，文明社會限制了自然選擇的作用。言下之意，這將使得品質不良者不會完全遭受社會的淘汰。他呼籲國家積極地行動起來，控制劣質人口的大量繁衍，提高優質人口的數量，用人工選擇的手段避免整個族群的墮落。
1883年，高爾頓發明了「優生學」這個概念。1904年，他創建了優生學國家實驗室。不久，他又創立了優生學教育協會，出版了雜誌《優生學評論》。皮爾遜、韋爾登和費希爾都為優生學貢獻了生物統計學的新知識新方法。在他們的推動下，德國很早就開始普遍施行對「不適者」的生育限制。1906年，美國優生學委員會成立。1910年，美國還建立了優生學統計局。到1912年，首屆國際優生學大會召開。短短二三十年，在生物統計學的幫助下，優生學使人們普遍相信，對遺傳變異的控制，是管理人類種族繁衍興衰的科學方法。這種觀念最醜陋的產物就是納粹的「純化」雅利安人的計畫，以及最終的種族大屠殺。
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指出，優生學與大屠殺一脈相承，本質上都是國家對社會的管理與控制，即系統地利用應用科學的思維方式，將自然法則運用於人類的一種嘗試。這是對優生學最嚴厲的指責。那麼，作為優生學的基礎，統計學應該接受怎樣的審視呢？
至少有一個事實是清楚的：如果說17世紀的統計學是政治算術，那麼這一次是統計學自己放棄了權利。
＊作者為獨立作家，書評人。（原文刊載於騰訊大家網，責任編輯：代金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