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有9年一貫課程，現在有12年國教，都引起很大爭議。2002年我到教育部時9年一貫新課程已啟動實施一年，真的是硝煙四處，還曾成為總統大選的攻防議題，很多人都說會讓國力下降，我身處其中發現真的還有可改進空間，著手修改，但心中還不能完全篤定，一直要到2008年公布的TIMSS2007與 TIMSS2003的比較結果（2007年成績來自使用新教材的國二學生，2003年成績則為使用舊教材者），台灣國二生的數學與科學成績在國際排名上，與過去用舊教材的測試時代相比，反而各往前調升一名，他們就是用九年一貫新教材的學生。
這類測試需要等候一陣時間，等到結果出來才真正鬆了一口氣，但那時我已離開教育部四年了。
十二年國教現在面對的問題，與我當年所碰到的困難處境，並無兩樣，祇不過問題性質不一樣。癥結在於台灣經常是在不另外多籌資源或沒用對地方的情況 下，進行教育調整，但這類調整本質上是零和遊戲，改了以後，對中後段的有利就傷了前段，反之亦然，所以必須另籌資源來補可能受傷的一方，才不致顧此失彼引起爭議，教育要追求的是人人受益，而非在做革除既得利益的工作。
但是，台灣在這件事情的作為上是有困難的，因為台灣基本上已是一個市場經濟的右派社會，雖然在教育與醫療上常保有左派理想，但卻一直無左派措施（如國家稅賦祇占GDP 12%左右，快要成為全世界最低的國家之一，而且還每況愈下），所以在做改革措施時資源不足，常有顧此失彼情事發生。因此我常主張教育政策與措施的制訂不能急，要先尋共識或找好資源，實施時則不能求速效，應穩紮穩打一路評估。教育事務之推動不同於救災及重建，後者不是零合遊戲，而是「不能再差」，所以要快要有效率，早一日完成就是早一日積功德，教育則不是這樣做的，也不應該這樣做。
有些人最有興趣的是追究責任，想知道誰應該負責，其實弄清楚資料以後就知道這件事情的歸責，不是想像中那麼簡單。以大學數目不合理增加與經營問題為例，台灣生育率的下降從1998年開始，自此10年內出生人口降至原有的三分之二。大專院校數量卻在此一時期不當地全面性增加（在1996~2000年間大專院校的數量從67所增加到127所；2001~2010年由135所增加到148所）。2016~2026年這個時期將是這群生育率降低後的出生人口，到了18歲可以進入大學就讀的時間，因此，這個相互影響的負面效應，即將於此一時期顯現。目前台灣高教體系學校的淨在學率約為七十％，幾乎高居全世界前三名。因此，從2016年到2026年降低三分之一的大學容量，將是解決這個困境的必然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