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生活的是這些，關於藝術呢？很多研究者、批評家都注意過一個現象：19世紀後半段到20世紀頭二三十年，西方出現了一大批不要命的作家和藝術家。他們距離一邊生活、一邊兼著經營些愛好的「達人」太遙遠了。14歲的時候，福樓拜就跟好朋友謝瓦裡埃鄭重地說，「我們要獻身於藝術」；他有一種只有天才才會具備的恐懼，那就是害怕自己永遠成不了大師，永遠無法發表東西。
恐懼在他的文章和書信裡前後奔流，左右馳突，有時候鬱結起來，就變成直挺挺的恨意。這種恨，倒不是「我怎麼還不出名？為什麼別人還不重視我的成就？」而是「我們這些寫東西的人，這些可憐的魔鬼呀！任何個人感情，我們都不能直著寫出來，非得把我們內心的所有苦澀、所有讓我們噎得難受的道德粘液都給思考過。」《包法利夫人》夫人有一個場面他寫了五個月，「要不是有一團暴怒支撐著我，我早就又羞又惱，焦躁難耐到死了」。
跟有些試寫小說的男孩女孩談起他們的狀態，誰若沒有福樓拜的煎熬，我便（不負責任地）想，嘿，看來成不了大器。他們都是奔著達人的路子去的，沒有幾個人願意付出人格分裂的代價。微信上有個帖，說正常人無法想像天才的日子，說得很對，天才都有種極端性（但只有極端性則未必是天才），看看福樓拜是怎麼說得：「要是不想不快樂，唯一的辦法就是把你自己鎖在藝術裡頭，把其他一切都當個屁。」「我無法想像那些不琢磨藝術的人怎麼打發他們的時間。」「只有持續寫作的習慣才能讓人持續滿足；它產生了一種麻醉靈魂的鴉片。」
謂予不信，去看艾爾·帕西諾、邁克爾·傑克遜、小羅伯特·唐尼的工作視頻，就知道這種鴉片有怎樣的威力。
一個人，一生投入地做一件事就已經很好了。那些靠日積月累地拓展愛好而成的「達人」，大多數恐怕不敢奢想這一點，都是凡人，都有安身立命的現實需要，非打工即創業，能把全部賭注下在唯一一項愛好上的，恐怕寥寥無幾；而那些擁有福樓拜那樣的較優裕的家庭背景，可以心無旁騖地做個「家庭的白癡」（薩特以此為題寫了一本厚厚的福樓拜傳），投入到一件藝術性愛好之中的人，在現在這個時代，又很難集中所有的精力，因為他們有太多可做的事去選擇。
得知一位學識驚人、才華卓犖的學者型作家，放棄了寫作，進入朋友的公司去當了一名專案經理時，我好一陣嗟呀。他是一個智商奇高，能在許多領域都有所成就的人，但是，或許正因此，他得在各個領域都嘗試一遍，不斷做出讓他人感到惋惜的取捨；而且，生計的摧折，對這樣的人而言也是很不公平的事。但是，19世紀的法國人福樓拜，為了當成大師，在其他方面可以舒舒服服地做一名低能兒。他其實一直是懷恨於這一點，仿佛大寫的「藝術」二字剝奪了他成為正常人的機會，然而，這種恨所保持的熱度，那一團暴怒之火，又支持了他宵衣旰食、頭腦沒命地運轉，支持了他對藝術的愛。
「我愛我的工作，用一種瘋狂的、邪惡的愛，一種禁欲主義的愛，就像一個苦行者熱愛戳刮他胸膛的剛毛襯衣。」福樓拜寫道。做苦行的藝術家，成本高得讓人無力仰望，我們凡人，即便有天賦，也不能不暫且壓抑之，先去謀一個安身立命之所。於是，「做達人」才成了不甘寂寞的凡人可以設法企及的更現實的目標，在不搞到家破人亡的基礎上，日拱一卒，有個盼頭。
故友劉兄，風雅人士，很多年前我問他，要不要考慮靠寫東西為生，需要點什麼。「努力就可以了，」他告訴我，「不過最好能先繼承到一大筆遺產。」
＊作者為獨立記者，書評人。（原文刊載於騰訊大家網。責任編輯：余江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