諷刺文學（satire）是十八世紀英國文學大宗，二三流寫手不提，重量級作家如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波普（Alexander Pope）、費爾丁（Henry Fielding）等人皆好此道，也正因他們成就卓然，超越了古羅馬前輩，諷刺的技藝在那個時代攀上了頂峰。
我很好奇，什麼樣的社會氛圍驅策下，使得這批文人如此揮霍天分與學養，放著「正經文學」不寫，偏偏一頭栽進奚落他人、撻伐異己的遊戲而樂此不疲。眾多因素當中，至為關鍵的應是當時的文壇和政治圈幾近零距離（有人用「亂倫」形容兩者的關係），以致於文人花大把時間和精力從事黨同伐異的勾當。結果可想而知，文學的高瞻被政治的短視取代了。諷刺文學為人詬病的褊狹的道德感與二元對立的世界觀，其中少了曖昧、反諷和自嘲。諷刺的幽默本身酸味十足（我不幸也寫過幾篇），作者散發出來的酸味亦十足（我曾經如此）。晚近雖有學者企圖為這個文類翻案，但諷刺就是諷刺，正如檸檬就是檸檬，無論我們用解構主義或其他理論為它解套，形式本身及其視野上的侷限依然存在。
然而諷刺文體並不如想像中容易。它首先須有明確的嘲弄對象，這對象可以是個體（政客、名人）、群社（團體、黨派）或某種意識型態（守舊派、革新派）；若失了準心，恐淪為無的放矢，一如拳頭打在棉花上，勁道化為烏有。這一項不難，一般作家都能辦到，但諷刺的格局是大是小，要看作者在批判個體的嘴臉之餘，是否也將其所表徵的普世群像一併道盡。費爾丁在一部小說把律師的角色寫得生靈活現，有人問他是否在影射周遭某人，他答道，此人確實存在，而且已經活了四百年。
最後，是機智。費爾丁的妙答是機智；王爾德（Oscar Wilde）旅美入境時對海關說，「我沒有東西申報，除了天才」，也是機智。機智是知性的幽默，有別於俏皮話：「機智有真實的成分，俏皮話不過是文字的柔軟體操罷了。」稱職的諷刺家除了要能盛氣凌人、自信滿分外，更須擁有思路敏捷的腦袋，一旦對手反擊，方能雄辯滔滔，搬出一套看似無懈可擊的道理。
我們距離1986年柏楊以大力水手（Popeye the Sailor Man）嘲諷老蔣據島為王的年代稍遠了；距離錢鍾書（《圍城》）或魯迅（《阿Q正傳》、〈孔乙己〉）的年代更遠矣。王禎和之後，台灣諷刺文學已後繼無人，但意在諷刺的網路幽默俯拾皆是。民主年代大家都是諷刺家，肅殺時期很少人膽敢一試；魯迅情願承擔受人誤解、圍剿、追捕的風險，柏楊為了「大力水手」吃了９年又２６天的牢飯，而台灣的諷刺家無所畏懼，只怕沒人按讚。
時代變了，網路諷刺家大都只想抒發對時局的無奈和憤怒，卻無匡正社會流弊的企圖和視野。魯迅曾說「諷刺家，是危險的」，不具威脅性的幽默不過是為笑而笑的「討便宜」。時下的網路幽默有的俏皮，有的辛辣，但總是少了機智；至於那些僅止於洩恨或詛咒的謾罵更和諷刺的藝術八竿子打不著邊了。
＊作者為台灣大學教授，知名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