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SARS之際大多還是孩提、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際剛踏入社會不久或即將踏入社會的青澀少年少女，如今許多人都長成了各產業或各所在群體的中堅力量。在他們的主持下，各類海外校友會蒐購醫療耗材的迅速集結，國內志願者團體的熱烈響應，阿里、滴滴、快手、各快遞公司在各自業務範圍內開展的配合民間捐助活動的策劃，均在在反襯了至少湖北這一地域政府機關專業能力的缺乏、應急反應的遲滯、所掌握治理工具的落後，和拘泥於繁冗行政程序的麻木。
人們一邊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公共投入，一邊披露官民互動中行政官僚的短版一邊奚落搖頭，成為許多小輿論圈內的常態。另一方面，在湖北以外其他地域─特別是上海、浙江、河南、四川等省市主官所採取的明顯較為緊湊和抓得住重點的應急決策作為，也被網民們大肆宣揚，使抗疫前線成為民意天平中不同地域官僚競逐治績合法性的新賽場。
不過總體而言，即使在中央政府的投入和操盤下，仍有諸如從各地調入大量醫護人力馳援武漢、在武漢同時快速興建兩座專門收治醫院等強調「舉國體制」優越性的操作；然而，這些略帶有宣傳效果的應急作為，已難以在傳播效果上，覆蓋遮掩湖北省長對防疫工作基本情況掌握無力的蒼白表現和公關災難。
凡此無法覆蓋、且輪番成為輿論針砭焦點的事態還包括（而不限於）：武漢市長在成為眾矢之的後對地方政府在疫情初期無權掌控疫情發布口徑、疫情定調權和採取相應作為的公開甩鍋；中國疾控中心專家們能夠較早掌握病例「人傳人」跡象乃至能在國外期刊發表專文，卻坐視疫情警鐘晚敲響了兩到三周的體制內溝通梗阻；以武漢紅十字會、慈善總會為代表的半官方公益官僚組織對捐助權、受捐權的壟斷，以及在壟斷資源匯集後又無人力、無能力做好及時再分配的權能嚴重不相襯，等等。
而這每一例「體制維持基本公共服務和應急常識的能力，落後於人民日漸增長的對良善治理水平的需求」的鮮明對比，都使得過去幾年來看似頗有說服力的「特色體制優越論」、「專業執政人才接續治國優於民選政客輪流做莊論」、「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權合法性理論基礎，蒙受了極大的掏蝕和衝擊。
且當這些事態，都發生在湖北─武漢這麼一個不論在收入、文官素質、城市化進程和產業結構都極富中國平均值代表性的地域時；這種人人目睹治理體系大面積失能、癱瘓和遠未符民眾期待的焦慮感染力，又更甚於當這些事例發生在其他資源條件較為極端的地域時。
不少人們開始扣問，如果當疫情是中國已經有能力能在一周之內就加以偵測、分離病毒體，做出基因測序並開發出診斷試劑的時候，為什麼硬要拖到非得用「在一周之內平地建起兩座專診醫院」的手段才能解決的局面？尤其，當被拖入這種局面絕非任何人之所願時，又是哪些政策環節上的失靈和積習，導致了所有人都被拖進了這樣的漩渦，且需以迄今已達兩百多個家庭的破碎為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