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教育改革基本上先走正義／公平，再走向鬆綁／現代化、多元卓越，最後是朝國際化。這中間有些重要的元素失掉又獲得，以教育鬆綁與自主為例，有三件事情值得提出：
首先是1994年將《師範教育法》修訂為《師資培育法》，師資培育開始再度多元化，因推行九年國教而採行的師資一元化局面得以解除。第二件事情是台灣教改第一條修正案：不可立法侵犯教育自主。1995、1998年大法官釋憲，解除對大學必修課程、軍訓課程、與設置軍訓室之強制性規定。第三件事情則是1999年制訂《教育基本法》，訂定教育經費之保障基準，與政治力不得介入干預教育等項。法律很少這樣定的 可以我們的教育非常的特殊。
之後台灣的教育逐步走向國際同步，一直到最近十餘年台灣高教推動卓越計畫、研究型大學、與五年五百億邁向世界一流大學等計畫後，更形急速的國際化，但已比世界高教（與歐美澳日韓相比）所標舉的國際化潮流，拖延至少達五年之久。以前教育部像在做國科會的事情，後來又在做研究中心，教育部應該是做整個大學才對，要慢慢的改革。
現在台灣進行的多是概念上的小教改，像是十二年國教我看不出來是重大的改革，高中職分流也沒改，考試還要考，課綱也沒改，但是有沒有改，還是有改。例如與九年國教相比的十二年國教、九年一貫課程改革以前吵到死、多元入學方案、追隨與因應國際高教潮流及少子女化下的大學改革。這些改革跟廢科舉比起來都是小改革，這是我想說明的。
教育與教改的理性與感性面
三種不確定狀態下的教育決策與行動。依過去十年內教育現場的改革問題，可在三種不確定狀態的分類下，作一比較，很多教育改革問題是看出如何從理性到感性，從效率到公平正義。爭議亦隨該一趨勢而遞增。
舉例來說，確定性事件：到底幾年級合適安排英語課程。正規課程下學習英語之最適年級，依據世界各國資料，像法國最重視這個，蒐集做比較找出可能是三年級最適合。藉由資源蒐集與國際資料比較，以求利益最大化與損失極小化的介入行動。
或是像風險性事件：少子化，產生的教育事件有：生源減少下大學校院在幾年後會有多少比例面臨崩潰？預防策略為何？五年五百億專案是否可使國內至少一間大學在十年內擠進世界級大學？十二年國教是否得實施？如何實施？採認大陸學歷如何影響台灣高教發展？如何採認？而介入行動則有情境分析、法令配合修正、最佳化的方案而不是最大化的方案；需要有好的判斷。
至於模糊不確定事件，像是股票市場、核子電廠會不會爆炸，或是學前是否適合大量學美語，所引發的教育事件則有：九年一貫課程是否應實施？學前是否適合大量學美語？全國大學的最適規模為何？十二年國教免試免學費都牽涉到。相應的介入行動有：經常有多元判準；理念先行；感情因素大；具有想影響別人之強烈偏好；處於無知狀態；無規範性模式；共識與配套；產生社會爭議最主要之類型。所以做決策科學的人都說這是一種需要在多元標準下的共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