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認為，正是這種官場文化導致地方政府在肺炎病毒發現之初未能及時採取措施進行防控。這才使得病毒得以迅速擴散，造成了今日的重大災難。
但是與陳光誠不同的是，鄭永年認為這次災難的發生和擴散，有中共的責任，也有民眾的責任。很重要的一點是，鄭永年認為，民眾沒有養成科學的生活習慣。
2003年，中國人遭遇了一場跟這次肺炎病毒類似的SARS病毒災難。鄭永年說，但17年過去，中國民眾的行為方式並沒有什麼變化，他們野味照吃，對自己也缺乏反省，對政府的態度經常是從一個極端轉到另外一個極端。
武漢疫情就是從一個野生動物交易市場爆發的。最新的研究顯示，新冠病毒起源於蝙蝠，通過穿山甲傳染到人類。
鄭永年：中國民眾過度相信政府，不注意科學生活態度
鄭永年說，民眾的政治意識過於濃厚反映在兩個方面：平常過度相信政府，不注意培養科學的生活態度，遇事缺乏自救或互助的能力；而在發生災難時，一旦出現政府防控不力，民眾又會把怒火撒到政府身上。這樣做對控制疫情並沒有什麼幫助。
鄭永年認為中國現在需要的是進行一場全國性的科學運動。科學意識和科學管理是這個運動的核心。
在政府方面，鄭永年說，政府要明白權力不是無所不能的，它有界限。通過政治手段可以最大限度地發動民眾，集中資源，這是優勢，但如果沒有科學管理，就會釀成重大的災難。
鄭永年提出，中國政府應該把目前的危機管理優勢轉變為危機預防優勢，把資源用在預防上，而不是為災難付出重大的代價。同時，政府還必須簡政放權，培養地方自治的能力，讓社會的每個成員都成為一個負責任的一員。
鄭永年：全能的政府也不可能監控社會的每一個成員
鄭永年還說，任何全能的政府也不可能監控社會的每一個成員，國家治理需要自我意識和相互監督。一旦發生危機，社會通過自治機制把社會成員組織起來，這樣就會減輕政府的負擔和犯錯的機率。
鄭永年強調，科學意識和科學行為不是自動發生的，它需要持久的學習和努力。西方通過文藝復興和啟蒙時代革除了宗教和愚昧，走向了科學和理性。日本在學習西方中最注重學習西方的科學精神, 然後利用學到的科學知識進行發明創造。
鄭永年說，科學不僅對日本社會的重組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對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方式的改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些變化為日本後來成為世界科技強國奠定了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