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8攻佔議場」學生們10日傍晚離開，退場前的下午，一位老伯用推車帶了一箱飲料及一箱餐點，來到立法院青島東路一側的議場門口，想把點心送進去慰勞學生，遭糾察阻擋以後，很快被聞訊而來、自稱保護學生的「EMT團隊」架住脖子拖離，EMT團隊深夜為此事在臉書發出道歉聲明，並還原事件現場。
今天將EMT團隊的聲明讀過一遍，我發現文眼不是「道歉」，而是「濃濃酒氣」。沒察覺嗎？先不論「酒氣說」的真實性，是老伯散發的「濃濃酒氣」這4字，構成他會鬧事的假設，讓整個故事走到那一畫、那一筆，突然神奇地流暢起來，直接從濃濃酒氣銜接到「於是當下判斷，執行裸絞」，讓後續發生的粗暴拖離等一切，都順理成章起來。但若將這位穿著吊嘎、散發濃濃酒氣的老伯，代換成西裝熨挺的上班族，牽著孩子的母親，無論當事人再怎麼「激動」，甚至破口大罵，這一切是否還會發生？
其實我們都很容易犯下這種錯誤。長期以來在某種所謂「文化」、「文明」的霸權培養下，習慣以各種感官交叉判斷的結果，排除那些骯髒的、嚼檳榔的、抽菸的、嚼檳榔又抽菸的、講一口不標準北京腔的國語的、氣味臭的、老的、窮的、遲鈍的、表達能力不夠精準的……他們是「奇怪的人」，簡稱「怪人」，更是危險的、最好別靠近也別讓他們靠近的人。
「怪人」們活在日常生活的夾縫裡並不稀奇，但連對抗不公不義、跳脫主流規則的社運場合，「怪人」都可能是無法被容納的動物，遭受赤裸裸的階級壓迫。我深刻想起最近訪問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成員陳秀蓮時，她以個人名義發言表示，有天親眼看見一個接近大家心目中「流浪漢」形象的阿伯，到濟南路的物資組拿包子，志工不給，說他不是學生。而她自己有次索取貢丸湯，另一個阿伯亦在旁開口詢問，用的卻是好戰戰兢兢的口氣。
這副戰戰兢兢，是他們被迫割讓給這個社會的距離。我亦想起一位善於書寫人物的壹週刊記者房慧真，3月29日在臉書公開貼文，提起她曾刊載的街友L，總是帶著貓咪一起販賣《大誌》，而L「這一陣子常去立法院，但時常會被糾察隊請走，要他不要待在那裏。因為他身上的氣味，糾結的頭髮，指甲裡的泥垢，種種流浪的標記，是『不安全』的，可能會鬧事，必須要被排除的。」
然而，就像陳秀蓮說的，「運動本來就是會吸引很多邊緣人」，有些看起來像「小混混」的，其實也不一定是來鬧場，何況大家應明白，「所有社運都是靠弱勢者在撐的，來捐物資的人常常都是一般人，就像那個賣香腸的阿伯……誰在支援你？大部分是一般人、弱勢者，這些人改變社會的動力往往比中上階級的人來得大，可是這些人永遠不會握有決策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