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在造就死亡與痛苦的同時，往往還附帶造就一樣東西：明星記者。
加西亞·馬奎斯就是如此。一場突如其來的自然災難，為他鋪下了通往明星記者的紅地毯。那是1954年，他剛剛加入哥倫比亞第二大報紙《觀察家報》不久，哥倫比亞麥德林市的一個城區發生惡性地面坍塌，導致多人死亡。加西亞·馬奎斯的調查很快指向政府管理上的疏忽。他在報導中說，由於緩慢湧出的地下水並未疏導，塌陷事實上從六十年前就已經開始。
這篇報導奠定了加西亞·馬奎斯在《觀察家報》接下來的兩年裡的報導氣質：以詳盡的調查、反思，反駁官方版本，展現國內的現實狀況。
很少有作家能像加西亞·馬奎斯這樣幸運，人還在世，就被讀者與評論界齊心協力抬入“偉大作家”的殿堂。同樣，也很少有作家像他這樣，在成為著名作家之後，仍然對自己的新聞職業生涯一往情深。他甚至認為，斯德哥爾摩的評委們之所以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給他，一半原因是出於對他新聞事業的肯定。
與加西亞·馬奎斯相反，許多記者出身的作家在成為作家之後，對自己當年的飯碗都採取了反戈一擊的態度。加西亞·馬奎斯最崇敬的兩個作家之一格雷厄姆·格林，在成名之後，非但沒有像加西亞·馬奎斯那樣對新聞職業充滿感念之情，相反卻屢屢施以冷嘲熱諷的筆調。在他的小說《沉靜的美國人》中，主人公之一“我”，是一個看破紅塵的英國記者，活得相當疲憊與空虛，同時又對新聞業懷有一股驅之不散的鄉愁，認為六十年代的記者已經不復像用氣球傳送新聞的時代，那個時候，記者們還能夠從容地寫出好的新聞報導。在《一個自行發完病毒的案例》中，格雷厄姆·格林對新聞這個行當的厭棄，通過筆下塑造的記者帕爾金遜這一形象，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且看他是怎麼描寫帕爾金遜的吧：“在他那座大肉山似的身軀裡，因為缺乏新鮮空氣，道德感早已腐爛，死亡了……除了支票的數目大小，任何東西也不會叫他難過或失望。”或許，格雷厄姆·格林是在向自己最佩服的作家伊夫林·沃學習吧。同樣是記者出身的後者，在上個世紀初寫作的小說《獨家新聞》中，毫不客氣地將新聞人描繪成了群醜。
與加西亞·馬奎斯雙峰並峙、恩怨交加的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也有過新聞從業的經歷，在小說《潘達雷昂上尉與勞軍女郎》中，他直接將一個記者塑造成了敲詐犯。
加西亞·馬奎斯不同，他對新聞業的詠嘆持久而深情。他了解新聞業的黑暗面，但知道光明也並不虛妄，他願意放大這光明。1996年，身為伊比利亞美洲新聞基金會會長的他，在於美國洛杉磯召開的美洲報業協會第52屆大會的開幕致辭中，做了題為“新聞業：世上最好的職業”的演講。此時的加西亞·馬奎斯，早已名滿天下，但是，回望新聞業，他表達的是生死以之的熱情。演講的末尾，他說：“新聞是一種永遠無法滿足的激情，遭遇現實才能盡情揮灑……沒有為此而生、打算為此而死的人無法堅守一份如此不可思議、強度極高的工作。”這簡直就像對愛人的抒情，能詮釋這種熱情的中國新聞人，應該是七十年前的張季鸞。這位天才的報人，在烽火燃遍大半個祖國山河的時分，為新聞燃盡了生命之火。彌留之際，他仍然在操心《大公報》社論的寫作，其遺囑中，語不及私，都是砥礪、期望《大公報》同仁團結奮發爭取國家、民族復興之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