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德克・巴萊》的成就是重大的啟示錄，在不忍苛責的氣氛已經過了的時候，我們需要靜下心來探索這是什麼樣的啟示錄，如果我們無法改變現狀，至少應多少理解現狀是什麼。
電影籌拍之時，媒體已大肆報導，在它資金拮据時，媒體也誇大渲染：魏德聖導演如何秉持藝術家的理想，執意要拍一部史詩鉅著，他如何借錢、貸款、軋頭寸等等，全國人民皆已耳熟能詳。電影上映時更是轟動，太多人說，不看不行，為了支持國片買票看戲就對了。一個文化產品能引起這麼大的迴響，在台灣實屬首見。而如此濫情的氛圍是怎麼製造出來的？它是魏德聖團隊製造出來的，它是媒體疲勞轟炸而來的，它是政客順應民粹而來的。一個文化產品，它所激發出來的濫情竟然與一個富少姦淫女子所激發出來的濫情竟然如出一轍，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魏德聖像個「小巨人」。他是成就了《賽德克‧巴萊》的巨人，但他同時是受到大眾、媒體和政府共同呵護的小孩；他的公眾形象讓人精神分裂。
仔細分析《賽德克‧巴萊》這部作品的過程與成果，我們不難看出角色矛盾之為常態的當代情境。從某個面向看待，這部電影是現代主義的產物；換言之，它彷彿是法國導演楚浮「作者論」的產物。在作者論影響之下，電影導演不再是為製片人打工的傭兵，他是一名作者，一個藝術家；他精心導出的電影是他的精神產物，而不只是製片公司的商品。《賽德克‧巴萊》的導演魏德聖就是這樣的導演，他有一個願景，那就是把霧社事件的歷史，依他的理解和詮釋，搬上了銀幕。他那幾近法西斯的意志貫徹了整部電影的發想與執行。
當藝術家向政治、像大眾賣乖，他就是商人
在《賽德克‧巴萊》，我們見識了藝術家的格，然而在它行銷策略上，我們卻又看到藝術家失格的一面。《賽德克‧巴萊》的行銷完服膺了資本主義消費年代的邏輯：首先，他要把自己扮成和藹可親、悲情至極的模樣，他特別表明他不是侯孝賢、楊德昌或蔡明亮；接著他善用媒體，藉以渲染他籌錢貸款的過程，在電影拍完之前讓全國民眾熟知他克服困難的艱辛與那些幫助他的天使名單；再來，他以他的政治正確獲得跨黨派色彩的支持，導致沒人敢數落他的不是。除此之外，他還義無反顧地大量運用好萊塢暴力羶腥的手法，砍頭去足的畫面歷歷在目。
我們在這部電影的內容與形式見識了「過甚」，以英文形容就是excess，我們同時在他宣傳的手段看到同樣excess，我們也在觀眾與政府的反應看到同樣的excess。
當一個藝術家的作為受到來自政治的呵護，那正是藝術家該自我檢討的時刻。政府對藝術作品感冒，政府對藝術採取若即若離的態度，都是常態，一旦到了政府理所當然地附庸風雅而藝術家不以為意的地步時，這是藝術的警訊；而當一個電影導演或劇場編劇向政治賣乖、向大眾賣乖時，他應該是商人，不是藝術家。此為所謂後現代的現象，不光是魏德聖一人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