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的記憶值得被紀錄，鄧小樺後來於香港文學館，擔任總策展人，文學館並在2015年，以《我街道，我知道，我書寫》為計畫，召集文人書寫土地。
殖民政府邊緣化、中國政府打壓「香港文學始終是私人的」
有趣的是，計畫開始之初，其實沒人要寫大街道，「等了好久才有人寫彌敦道，香港大家會繞開大街道，都是跟自己記憶相關的東西，可以說不是很有野心，不是說我要寫香港最重要的街道、這篇文章會很多人看、會傳世。」
「香港文學始終是比較私人的，用私人角度去講，不是國家大事，除非是寫了很多年的少數作家，才比較有為地方做傳的意識，香港作家還是個人性比較重一點。」鄧小樺談到，像劉偉成就是一個為地方做傳的例子，他很有經驗，從年輕時就不斷寫街道，自己有比較強烈的寫作譜系。
鄧小樺認為，文學在香港始終是私人的，這個原因在於殖民地身份，「而且是外國殖民地，所以香港比較體面的語文其實是英文，很多菁英會說：『Sorry，我中文不好。』這是個光榮，表示英文比中文好，中國知識份子則常覺得是媚外、媚俗、很商業化的社會。」
過去英國政府對待文學的態度，鄧小樺說是所謂「綏靖」，「就是讓他們邊緣化，不打壓也不批判，你還是可以讀到這種文字，但讓你覺得這是無權、無勢、無財的東西。」
鄧小樺說，在這種情況下，香港文人變得不相信公共，感覺私人的東西比較真實，而回歸後也沒改變過，反倒變成粵語受到打壓；他也指出，《我香港，我街道》的原名是《我街道，我知道，我書寫》，連用了3個我，這樣私人的呼告，也對香港文人大有激勵作用。
以城市稀釋國家！香港本土認同由下而上、在抗爭中萌發
將54位作家思緒從街上帶回，自然就呈現了54種面貌，有的引經據典，也有的寫童年回憶，門口的粥麵攤、談天的冰室都在文字裡重建，而作為2015年開展後的計畫，示威自然也成為一種記憶，水砲、布袋彈在字裡行間，依然暴力兇殘。
說著鄧小樺細數文人舊識， 董啟章、韓麗珠、李維怡、李智良、廖偉棠等人，早就有對社運的書寫經驗，而如余婉蘭、查映嵐等人，也擦邊成了社運參與者，「因為這太大了，整個社會結構現在你不反抗，你不是正常人。」
「雨傘我們也有很多街道經驗，之後又有返送中，我們對街道的經驗又有不同了，完全不同的規模。」鄧小樺談到，香港的身份認同，常是在危機裡產生，「這很奇妙，本土認同不是由上而下，而且是由反抗者帶頭的，雖然有長期的土壤，但是是由反抗來激發。」
「我是反民族主義者，我喜歡香港是因為他是個城市，不是個國家、不是個民族。」鄧小樺說，香港雖然8成人講粵語，但基本上是混雜的社會，每個人來自的地方不太一樣，「香港是個城市，不是一個國家，他是用來稀釋國家的，我們在07、08年討論時，是用城市代替國家來討論，後來有些文化人把城市論帶到中國去，讓城市的獨特性出來，來替代民族國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