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我們看到，1981年，李嘉誠成為和記黃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同年，包玉剛在李嘉誠的幫助下，擊敗怡和系成功收購九龍倉集團，1985年，李嘉誠受沈弼邀請進入滙豐銀行董事局，正式成為龐大的英資體系中的一員。李嘉誠與滙豐銀行的緊密關係也由此形成，更為日後不斷壯大他在香港的商業帝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為在港英政府時代，滙豐銀行董事長作為香港的實際統治者，控制著整個香港的經濟。
隨後我們看到，在滙豐銀行的「庇護」下，李嘉誠全面掌控了香港的房地產開發以及電力、交通、電信、零售等大部分公共事業，他在香港的資本運作行為能夠獲得各種特權，1986年滙豐銀行董事長沈弼退休之前，將和記黃埔地產集團的控股權以淨資產50%的低價直接賣給了李嘉誠，和記黃埔接管港電集團時也被免於公開要約。而到了1987年，李嘉誠將長實集團的個人股份增加到35%以上以及將長江實業對和黃的股份增到35％以上等資本操作均被免於公開要約。
1989年，李嘉誠開始大舉進軍中國大陸市場，全力發展與大陸高層的關係，其中最讓人津津樂道的便是坐落於東長安街1號、擁有了亞洲最大商業建築群的「東方廣場」專案，因為如此規模的大專案，沒有高層的支持與授予是很難做成的。我們看到，李嘉誠隨後開始加緊組建在大陸的投資項目，並大舉介入房地產開發、能源建設等領域。
由此我們發現，不論是大陸還是香港，李嘉誠的投資似乎都是建立在一個非常有利的政治、經濟大環境下的，李嘉誠一直強調的所謂「安全」，其實就是一種「壟斷」。因為在市場中，只有「壟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證其投資的最大安全，而壟斷又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於與高層的關係，而發展與高層的關係則需要準確把握高層的政治經濟發展導向。
新一屆政府旨在打破行業的壟斷格局，全面啟動中小企業發展活力，這一點其實是與李嘉誠家族的經濟發展模式相悖的，因為這樣的經濟環境無法為李嘉誠提供他所謂的「安全」投資環境，「撤資」也就在所難免了。無論是香港和內地，李嘉誠是找不到之前的那種「安全」的感覺了，體現在細節上，就比如他跟梁振英之間的「矛盾」上。當年李嘉誠就曾經和賭王何鴻燊說過，如果梁振英當選，他將會撤資。
而香港方面，李嘉誠的「大靠山」滙豐銀行似乎也不再看好其在香港地區的業務，去年開始陸續清空了其持有的15.57%的中國平安H股股份以及8%的上海銀行全部股權，2013年底以來更是持續下調對香港的經濟預測，香港經濟逐步失去滙豐的支持。李嘉誠一定早有準備，陸續撤資也是遲早的事，而之前中信泰富反向收購母公司中信集團後，很有可能會陸續承接李嘉誠以前在香港所扮演的角色，當然這是後話了。李嘉誠則繼續借助其英資背景的「庇護」，將其核心業務大舉遷入更為「安全」的投資環境——英國。當然，英國的資產確實挺便宜的，這不是一舉兩得麼。
所以說，加速「撤資」的李嘉誠，並非只是在經濟層面上不再看好大陸和香港地區的業務發展，更重要的是兩地的投資環境不再符合李嘉誠一貫的投資理念，李嘉誠不過是想找個更舒服的投資環境。至於內地的樓市「降價」只不過是李嘉誠「撤資」大陸背後一個非常表像的原因，並非根本。至於「撤資」中國香港到英國，李嘉誠更多是無奈的選擇，因為又要到一個新的環境，又要開始發展新的「靠山」。
因為滙豐銀行在英國，不像在曾經的中國香港那樣對英國經濟有實際控制權。更重要的是，今後李澤钜與李澤楷很難完全獲得李嘉誠在「人脈」上的傳承，李嘉誠一手締造的商業帝國將來究竟靠什麼去延續？
＊作者為CCTV證券資訊頻道首席策略評論員（本文根據許一力評論內容整理，原刊騰訊大家網http://goo.gl/ynzFS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