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偉大的經濟學家、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走了。那一代張五常念念不忘、我們在課堂上耳熟能詳的芝加哥學派的學者們，史蒂格勒、傅德曼、科斯，現在是貝克，都走了。
20世紀名動天下的經濟學家裡，貝克作為“經濟學帝國主義”的開山鼻祖，幾乎對社會科學所有的學科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在經濟學內部自不必說，長期被一些心胸狹隘的社會學家們攻擊，多少也說明了貝克的影響力。其對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視角溢出了經濟學的邊界，滲入到政治學和人口學的領域；對犯罪行為的分析也啟示了法學界的相關研究。他的相關思想影響了其長期的朋友波斯納，兩人合作寫博客已經數年。
這種罕見影響所有社會科學的例子並不多見，經濟學家里或許只有司馬賀是另外一例。但這樣說到底空泛，還是讓我以自己的經歷來說一說貝克帶來的影響吧。我前幾天寫了一篇小文章《貝克已逝，理性人永存》，中間有提及與貝克為數不多的交流。但說起貝克對我的影響，直到今天也沒有消退。
我本科時候作畢業論文是關於家庭的，貝克的《家庭論》是我的起點。此後我一直對非經濟組織持有濃厚的興趣，到目前為止也主要是在研究公共組織，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組織，而不是經濟學最愛的廠商。但貝克的理性人分析一直是一個有益的提醒。坊間有套話，叫“不忘初心”。用在我頭上，就是不忘記經濟分析的基本原則：理性人、成本收益分析以及供求曲線。
在上個世紀中期，沒有誰幾乎是以單槍匹馬的姿態殺出來，以經濟分析的一貫邏輯手起刀落處理歧視、對孩子教育的投資、生育孩子的決策以及犯罪懲罰等一系列“非經濟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貝克不僅遠見卓識，更難得的是堅持己見不動搖的“固執”。這與當下學者追熱點不同，芝加哥大學的學術傳統足以讓貝克不用以領導喜好為自己的研究方向。
我在《貝克已逝，理性人永存》已經簡單介紹過貝克在人力資本、家庭論和犯罪懲罰的經濟學分析等方面的貢獻。這裡想說說貝克的研究與中國的淵源。
貝克關於家庭決策相關的生育率的經濟分析，與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緊密相關。1960年，貝克發表《生育率的經濟學分析》一文，是這個問題的開山之作。
今天我們討論要不要全面放開生育，徹底廢除生育指標限制，依舊能從貝克的論述中得到啟示。隨著人均收入增長，會導致生育和撫養孩子的機會成本急劇上升，會自然抑製家庭的生育意願，導致生育率下滑。同時父母的教育水平尤其是母親的教育水平提高，會使得父母更關心孩子的質量而非數量，進一步減少生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