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如火如荼時，我還在在倫敦政經學院讀書。我告訴導師，我和同學正在計劃乘火車前往蘇聯及周邊地區旅行。
導師說：「也許你可以去基輔看望一個人。」(烏克蘭當時是蘇聯加盟共和國之一)
導師是堅定的反蘇共派，曾幫助異見人士，特別是那些被錯誤地判為精神病的人，當時的烏克蘭精神科醫生格拉斯曼（Semyon Gluzman）曾經撰文揭露這種做法。
導師希望我去看望的就是格拉斯曼。他告訴我：「格拉斯曼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剛放回來。你去看看，轉告他，人們並沒有忘記他。」
導師遞給我厚厚一摞文件，詳細記述了支持格拉斯曼的各項活動。他說：「不要把這些帶到鐵幕後，最好記下來。」
從倫敦坐火車出發，一路上我就在看這些資料。到了維也納，轉車需要等候30分鐘，我利用這個機會把材料扔到站台上一個垃圾桶裡。我出去閒逛了一會兒，回來凖備上車，一看垃圾桶，資料不見了！
我心裡有些不安，但只能繼續趕路。到了基輔一看，所有的公寓樓長的都一模一樣！我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問路，每一次都擔心對方是不是會叫警察。不過最後，我們總算找到了格拉斯曼。
他看上去很慘，絶食，餓到雙頰癟陷，髮型？還是被監禁期間剔的光頭。我們轉達了導師問候和鼓勵的口信，然後就離開了。
後來這些年，我也曾偶爾想起，後來格拉斯曼到底怎麼樣了呢？現在我知道了。
不久前我在基輔做節目，錄完音後，嘉賓中有一位國會議員問我來沒來過烏克蘭。我回答說，35年前來過。她問我為了什麼事來？我說，那時我是學生，來看一位異議人士。
她說，「哦，懂了。對方叫什麼名字？」
我回答：「塞米恩．格拉斯曼。」
她驚呼：「啊！那人很棒！」
「你認識他？」「當然，他很著名！」她一邊說話、一邊滑手機查看通迅錄。
再後來，你猜到了。我給格拉斯曼打通電話，「你不認識我，但是我們35年前見過面，我剛剛拿到你的電話，我現在在基輔。」
他說：「你想見我。我也想見你。」
轉天早晨，一位面頰胖了許多的格拉斯曼來到我旅館大廳。我們坐在窗旁，外面地面上結著冰，空中飄著雪花。他向我講述了他坐監獄、流放的那段時間，也講了1971年著名異見者薩哈羅夫（Andrei Sakharov）曾經來基輔看望他的經歷。「我們在火車站說話，身旁圍著10個KGB（蘇聯特務機關）的人，都在假裝看報紙！我那時挺害怕。」他邊說著話，笑了起來。
我問，「你還記得起我們在你家公寓見面嗎？」
他說：「不記得了。」好像是感覺到我的失望，他接著說，"見過的人太多了。其中90%可能是美國猶太教會派來的。他們以為我是refusenik。」「refusenik」這個詞特指申請前往以色列但被拒絶的蘇聯猶太人。
他接著說，"但那是誤解。我不是被拒絶的猶太人。一次從紐奧良來了個人。我說：「是，我是猶太人，但是我坐的是政治犯監獄。我要留在烏克蘭。過了大約15分鐘，對方才總算搞明白了我的立場。」
他說：「我其實可以離開。一次一位蘇聯官員告訴我，英國的查爾斯王子曾提到你的案子，你成了我們的大難題。我對他說，『不對，你才是我的大難題』。官員說，『填好這些表，也許你能離開、去以色列吧。』我回答說，『不，該走的是你！』」
立場經常被外國訪客誤解令格拉斯曼很煩，最後他起草了一封信，告誡外面不要派人來看他了。
格拉斯曼接著說，「戈巴契夫釋放政治犯時，西方有些活動人士懵了：放出來的異見者和他們想像的不一樣。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了曼德拉。一位荷蘭女子曾經給一名異見人士寫信，邀請他到自己家。但是，這人來了沒幾小時，荷蘭女人就發現，他其實是法西斯！」
那麼，現在呢？
格拉斯曼回答說，「我可以批評總統而且不受懲罰。我心中有希望。坐牢期間我注意到，前蘇聯關押的犯人中大約30%是烏克蘭人。為什麼？我不知道。」
「許多是民族主義分子，對人權根本不感興趣。不過儘管如此，烏克蘭人並不都是奴隸。這點也該記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