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超琪出生於廣西容縣，畢業於北京大學政治系，一九四九年開始在《人民日報》工作，一九八六年擔任副總編輯，可謂是一個從共產黨隊伍裏脫胎換骨出來的英雄。此時，陸超琪召集了另一位值班副總編輯以及兩位總編室負責人，隔著玻璃牆在他的辦公室開會。
玻璃牆外，有記者提議，今天的《人民日報》應該使用通欄黑框，對屠殺事件的死難者表示哀悼。大家紛紛表示贊同，但有人發問，郵局不發行怎麼辦？（當時中國的報刊都統一由郵局發行）大家商量決定，分頭準備，報紙印出後，編輯、記者親自到市民家送報。送多少是多少，這個聲音一定要傳出去！
要報導北京屠殺事件，關鍵是核對民眾的傷亡數字。當兩位最先從西長安街屠殺現場回來的記者動筆撰寫稿子的時候，其他人分別通過電話採訪北京各醫院和北京市紅十字會，瞭解民眾的傷亡情況。
前後不到半小時，那兩位記者已經把稿子寫好了，約有一千多字，題目是《北京這一夜》。另外，除了記者們主動打電話查詢外，友誼醫院、北京市紅十字會急救中心、鐵道醫院、復興醫院、協和醫院和廣安門醫院等醫院也不斷來電話，告知收治傷亡者情況。有些電話則是陪送傷亡人員到達醫院的民眾打來的。在電話中，有的人破口大罵，有的人泣不成聲，大多數的人是邊哭邊說。記者們一一記錄下來。
這時候，早已過了平常《人民日報》報社規定的截稿時間。那篇一千多字的稿子，就擺在桌子上，有人還在往上面添加文字。玻璃門開了，陸超琪出來把稿子拿在手裡，反覆看了幾遍，同時，囑咐將昨夜新華社傳來的幾篇稿子先發排，一是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通告，二是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的談話。同時決定，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就世界環保日發表的講話稿放在報眼（第一版右上角），李鵬講話稿的下面是《孫巨同志的一封信》。
然後，陸超琪自己動手修改題為《北京這一夜》的稿件，最後壓縮成一則電訊新聞，言簡意賅。陸超琪告訴版面編輯，預留出六百字的地方，加花邊上版。
絕大多數在場的編輯、記者此刻都明白，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人民日報》不可能再出加上通欄黑框的悼念死難者的版面了。但是，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能及時傳出這樣一條關於北京屠殺事件的新聞，仍然不失為中共黨報的一個突破。
《北京這一夜》的稿子修改完畢後，立即交給早已等候在旁的印刷車間工人，飛快地送去排印。不到十五分鐘，小樣出來了，放在陸超琪的桌子上。
大約在六月四日凌晨四時左右，陸超琪辦公桌上的那部紅色電話機響起了鈴聲。一位值班的總編室副主任進去接聽電話。紅色電話機，俗稱「紅機子」，是中央國家機關的專用保密電話，可以直通中共中央和中國國務院最高領導層。那位總編室副主任聽了一下，立即出來叫陸超琪接電話。這個電話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的王唯純打來的，他負責與《人民日報》保持聯繫。這是北京發生屠殺事件當夜《人民日報》所聽到的唯一的「中央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