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正是因為這種驕傲的支撐，才讓我年歲越長，反而越喜歡馬拉多納。奸笑世故的貝利永遠非我所愛，昔日巨星們穿上筆挺西裝成為政客，也為我不喜。至於馬拉多納，儘管我反感切格瓦拉的血腥殘暴，討厭查韋斯的獨裁，因此對馬拉多納的政治觀不敢苟同，但仍相信他是真實的——誰也沒說真實的就一定是正確的，但很多時候，錯誤比虛偽要好。離經叛道當然也不是人生最好的選擇，可在所有的個人主義裡，你都可以發現一些寶貴的東西，無法被世俗和失敗所遮蔽。
個人主義與驕傲相生相伴，融入阿根廷這個曾被殖民近三百年的國家。被殖民其實是一件充滿矛盾元素的事情，它一方面充滿屈辱感，使得被殖民者有著對自由的極度嚮往，另一方面又因為殖民者文化優勢的滲透，使得被殖民者更早接觸到先進文化。上海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這個曾經的遠東最繁華城市，一度是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中心，同時先進文化的滲透也與被殖民的屈辱共存，使得這個城市的氣質與別不同，至今仍有華貴的一面。阿根廷足球也是這樣，它視自由如生命，同時卻又受殖民影響，有著南美球隊中最好、甚至類似歐洲體系的戰術素養。
當然，阿根廷足球也曾被束縛。1978年，阿根廷軍政府拿出了當年國家預算的10%用於世界盃的場館和設施建設，意圖展示一個軍人統治下的道路正確的阿根廷。他們最終奪冠了，肯佩斯的鏟射早已成經典，可球場上的自由奔放背後，是巨大的陰影。那個於1976年通過政變上台的軍政府，無比殘暴，以大肆抓捕、屠殺維繫統治，處決方式五花八門，甚至將人裝入麻袋，由飛機丟進沼澤。何況，與秘魯隊的那個6:0，早已被推測為一場政治交易，是世界盃歷史上最著名的假球，不容有失的軍政府，為了以世界盃平息民怨，已無所不用其極。
自由與政治，似乎從來都是相悖的，可對於阿根廷足球而言，它們總是共生，並撕扯著那件藍白球衣。1982年世界盃，作為衛冕冠軍的阿根廷隊首戰失利，次日馬島戰爭結束，阿根廷戰敗，引發了國內動盪，民眾遊行示威，抗議軍政府。
在1986年世界盃的那場經典戰役中，阿根廷隊擊敗了英格蘭，馬拉多納永遠那麼真實，他沒有說「足球與政治無關」之類的套話，沒有以「單純的足球」來討好世俗，他說的是：「我不否認，我們贏得了某些超越一場足球比賽之外的東西，我們打敗了一個國家，我們這些足球運動員用自己的方式做出了貢獻。雖然在比賽前，有人信誓旦旦地說，這跟馬島戰爭無關，但誰都知道那是在說謊！在我們體內，仍然可以感到疼痛，從在那個島嶼上犧牲的阿根廷子弟身上傳導過來的疼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