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方案是提升、整合區域內的多邊組織，例如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Nations, ASEAN，簡稱東協）、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沒有人預期類似歐盟的完善組織一蹴可幾，但其他地區已從歐盟經驗學到健全多邊架構的價值。良好的多邊組織可使每個國家和觀點被聽見，並提供機會讓各國合作以因應共同挑戰、解決糾紛、建立遊戲規則和標準；在這裡，負責任的國家獲得肯定、尊重，違反規則的國家則需要承擔起責任。亞洲多邊機構如果得到支持和現代化，可以強化區域內各種行為規範，包括智慧財產權、核子擴散、航行自由，同時動員各國面對氣候變遷、海盜等挑戰。整體規畫的多邊外交工作通常曠日費時、進展慢得讓人氣餒，也很少登上美國國內媒體，但它能提供影響上百萬人生命的實質好處。
我維持擔任參議員和爭取總統提名期間的立場，認為選擇「巧實力」就是將上述三個做法融合為一。我們將向大家展現，美國在亞洲事務上「面面俱到」。我準備帶頭推動，但要成功，必須讓整個政府齊心一意，而且要從白宮開始。
我們的第一項任務是在避免引發中國不必要對抗的前提下，重新展現美國是太平洋強權。因此我決定利用國務卿任內首次出訪的機會兼顧三個目標：訪問亞洲重要盟邦日本和南韓；向逐漸壯大的區域強權、東南亞國協東道國印尼示好；展開與中國的重要互動。
我上任不久後，即在二月初邀請一些學者和亞洲問題專家到國務院共進晚宴。一星期後，我前往紐約的亞洲協會（Asia Society）演講，這是我第一次以國務卿身分說明美國對亞太政策的重要演說。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任、滿頭銀髮的中國學者夏偉（Orville Schell）建議我引述《孫子兵法》九地篇。此篇章裡說，吳國和越國兩個諸侯國裡的士兵雖然互相仇視，同船遇到危難時仍會合作以求生存（原文：「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也就是中國諺語說的「同舟共濟」。對美國和中國而言，在全球金融風暴中的經濟命運休戚與共，因此這項提議很好。我引用這句諺語，北京聽到了。中國總理溫家寶和其他領導人後來會晤我的時候，都提到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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