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打喀麥隆那天賽後，我居然在酒店附近找不到一家開門的飯館，只好買餅乾充飢。書店音像店當然也都通通關門，通通「為足球讓路」。
這令人想到翁貝托‧艾柯（Umberto Ecco）的那個疑問——「在足球比賽日的星期天是否可能發生革命？」
在上一篇世界盃專欄文章《中產之怒——兼論巴西世界盃的屁股》中，我談到了足球的政治潛能，比如1984年馬拉卡納大球場的十幾萬球迷在奏國歌時一齊高喊「直接選舉，馬上」，比如利比亞球迷在賽後遊行罵卡扎菲，再比如本屆世界盃開幕式上，現場球迷噓罵巴西總統羅塞夫。
然而，世界盃這樣歷時長達一個月的全球全天候視覺轟炸，確實足以轉移視線遮蔽時事。儘管巴西的大報在大肆渲染世界盃的同時，每天都有一個或半個版在報導伊拉克局勢，儘管巴西電視台也會在足球節目中突然切換鏡頭報導示威情況，但是人們確實已經被世界盃搞得精疲力盡無暇他顧。這就是為什麼有很多人要站出來「搶鏡」示威，他們未必是反對世界盃，他們只是不願意被世界盃淡忘和遮蔽。
更何況足球有時候很容易淪為政客手裡的國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春藥。
不知道艾柯是哪個隊的球迷，但估計不會是AC米蘭的。艾柯提出的問題可以進一步展開：在AC米蘭的比賽結束後，聖西羅球迷會遊行要求推翻貝盧斯科尼的寡頭統治嗎？不，他們即便遊行，恐怕也只是要求貝盧斯科尼不要賣掉卡卡或者巴洛特利而已。只要有足球和啤酒能讓他們嗨，小日子得過且過，對社會的不滿也可以宣洩在球場上——包括以球場暴力的方式。
這就是足球與政治的雙刃劍：它可以激發政治潛能——我儘量不使用「革命」這樣過於聳動的字眼——但也可能遏制這種潛能，轉移這種政治潛能，為政治願望和訴求，提供某種替代性的虛幻的滿足。革命的人，移情成為遊戲的人，將政治身份轉換為文化身份。
這就是我為什麼並不太看好加泰羅尼亞會真的馬上獨立，不認為本屆世界盃會成為這一撥皇馬和巴薩球員精誠合作的絕唱，不認為皮克和拉莫斯將不再並肩作戰，儘管今年11月加泰羅尼亞將進行獨立公投，並且民調顯示依舊是多數加泰羅尼亞人支持獨立，可民調和最後公投的實際情況尚有距離，公投結果和獨立的實際操作以及最終實現，更是有很大距離。關鍵還是那個老問題：加泰羅尼亞真的非要獨立不可，而不滿足於目前的自治嗎？
在2008年西班牙隊奪得歐洲盃之後，我曾經引用過歐盟女官員本尼迪克特‧拉佩爾關於布魯塞爾中央火車站的各國兒童的精準描述：
「各國10歲左右的孩子在老師的組織下去上滑雪班，為了方便辯認，每人要頭戴小紅帽，結果，她看到了一個活生生的歐洲：德國孩子列隊整齊，帽子戴得很規範；荷蘭孩子雖聚在一起，但並沒想到要站得更齊一些，有的個子奇高；旁邊的法國孩子很難排好隊，個子有高有矮，頭髮有帶捲兒的，有褐色的，有棕色的，老師在那裡維持秩序；再遠一點的是意大利孩子，他們的老師還沒到呢，帽子的顏色也不一致，有紅的，有粉紅的，還有橘黃的，有的甚至連帽子都沒戴；英國孩子很守紀律，但也很冷漠；西班牙孩子則在那裡東張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