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近三年來釣魚島爭議日益對抗化的背景下，安倍政府開始了修憲歷程，而在日本憲政體制自身的約束下，修憲的困難使其換用憲法解釋的方法，以快速實現集體自衛權解禁的目標。在這一過程中，人們看到，安倍政府的前任任何政客一旦上台，如欲在對華壓力問題上採取較緩和的態度，則都不能穩定執政地位，而從小泉到安倍，對華持較強硬態度的政客則能獲得廣泛的社會和政治支持。這是中國必須面對的日本客觀國情。
【中國與日本國家正常化】
日本國家安全戰略的重大變化體現日本朝野對其外部安全環境與日本利益和角色的認知，在這些逐漸形成的新認知對象中，中國無疑是首要的因素。不認清這一點，將很難合理和準確地理解日本的政策變化，因此也就難以對變化了的日本採取合理和有力的政策回應。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對亞太格局衝擊最大的發展乃是中國力量的出現。這一力量的出現除了一般性解構了傳統的地緣戰略格局，其衝擊力又由於兩個因素而倍增，其一中國新獲得的龐大經濟力量迅速轉化軍事力量和日益增長的外部投射力量，其二，由於歷史心理、現實利益衝突和中國特色的國情因素，外部世界對中國運用自身的新力量的方針、準則和方向並無把握。這些擔憂與現實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競爭交織在一起，又經常為熱點事務引發的各國公眾情緒所推動。與1980年代前後的中日經濟互相提攜與外交互相忍讓不同，中日都需要考慮在新的力量對比下處理對方未來定位的問題。
從歷史上看，如此鄰近的兩個大國，雙方有複雜的歷史情緒糾結和紛繁的現實利益摩擦，又有重大的合作需求。在一個風雲急劇變化的時代裡，要建立穩定的關係基礎，無外乎兩種方式：其一，由雙方有遠見和魄力的政治家倡導與創建穩定的戰略對話、溝通和協調平台與框架，如上世紀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及雙方關係宣言體系；考慮到雙方在亞太的份量和影響，這一戰略對話和協調框架甚至可以包括利益攸關的第三方或第四方，成為跨地區的多邊對話和協作平台；其二，經過漫長而可控的對抗，一方終於壓倒另一方，從而以一方為主導建立起新的協調體系。很顯然，就中日目前的力量對比和在亞太的格局位置而言，後一種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因此，前一種前景的考察就成為衡量兩國關係，及這種關係中日本作為的一個坐標。
從兩國安全政策互動的視角看，日本走向正常化的過程也可以說是兩國關係從密切合作走向戰略猜忌與全面競爭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公眾應該看到，日本已經充分意識到中國力量的崛起，但中國方面則對這種力量發展和比例的變化並無充分自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