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在進入一個內外大新聞頻發的時期，公眾應接不暇，但與這些意義深遠的事變相比，中國媒體和公眾對這些內外變化的態度和理解更值得關注。7月1日，日本安倍內閣通過內閣對憲法條文給予解釋的方式，部分解禁了所謂「集體自衛權」，即日本在本土未受到直接攻擊時使用國家武力的權利。
這一變化對於日本內外政策走勢都有很大影響，而在目前中日兩國社會氛圍相當低潮的情況下，中國公眾的反應激烈本是意料之中的，也許，這正是日本方面希望達到的效果之一。所以，如果說日本通過逐步解禁集體自衛權而實現正常國家，則這一變化對於中國直接和首先的挑戰還不是安全或國際格局方面的，而是對中國公眾與政府國際意識和理解力的挑戰。
【日本走向正常國家的穩定步伐】
對過去20年來日本國防安全政策稍加回顧，人們會發現，在冷戰結束後，日本走向所謂「正常國家」的步伐一直在穩定推進。1991年第一次海灣戰爭後，圍繞合法的國際聯合安全行動，日本依據國際貢獻論和國際協力論，完成了PKO，即海外派兵法制建設，這是戰後新日本第一次大規模以安全活動角色登上國際舞台。應該說，這一決定性行動的時機、力度和內外反響控制都是相當優良，尤其是鄰國等外部反應是溫和和短暫的，足見其決策與施行之深思熟慮。
1996年至2000年，由於台灣海峽兩岸的持續緊張局勢和美日的或明或暗的聯合警戒活動，日本完成了所謂「周邊有事」法制。這一系列法案巧妙地利用了美國冷戰後戰略調整和收縮的混沌期和東亞的軍事局勢，利用曖昧的專業術語實質性地把日本向東亞和西太平洋投射軍事力量的法制框架搭建起來，並把這種可能的力量投射與傳統日本專守防衛的保守國防戰略鏈接成一體。此舉雖然在中韓等與日本有現實競爭情緒的東亞國家一度激發強烈反應，但並未從總體上造成格局與雙邊關係的重大變化。而且，由於這一政策與更新升級後的美國西太平洋戰略高度吻合，是日本作為更平等的安全夥伴發揮更大作用的表現，實際上還受到美國的支持。
進入新世紀，隨著美國反恐戰爭的開展，日本的國際協力法制顯示出實際的軍事意義，日軍不僅在反恐和反海盜等國際行動中投入實際兵力，在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中，已經以戰勤補給等戰地勤務和支援分隊的形式實質參與了戰役實施。2002年起，中日圍繞釣魚島主權的爭議進入新一輪激烈化時期，也在這一時期，日本開始冷戰後最大規模的戰略方針修訂，其國防安全的重心從冷戰時期的本土向西的抗擊蘇聯威脅，轉向西南方面的海洋，以所謂西南諸島防衛為牽引，日本開始按照新的軍事戰略重新建軍。新型運輸艦與大型化多功能戰艦的建造計畫陸續面世，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美方允准之下，自2002年起，日本陸自開始與美海軍陸戰隊在彭德爾頓兵營開展兩棲戰訓練。這是美方開始鼓勵與允許日本擁有和發展一定數量進攻性戰略力量的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