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陳壽《三國志》算起，中國人寫日本已寫了兩千年，年頭比日本人寫他們自己長得多。日本人總愛問我從哪裡來，所謂日本論、日本人論、日本文化論，世界上最早的，就是這《三國志‧魏書》當中的兩千來字，「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婦人不淫不妒忌」云云。
它記下倭國「人性嗜酒」，雖然在武則天篡唐為周的時候改叫日本了，但時至今日，這話也說得沒錯，下班後成群結夥喝個醉仍然是東洋一景。有陳壽的史筆，日本人才得知自己祖先在公元3世紀是什麼樣子，但前些年有個叫西尾干二的，跳出來「新編歷史教科書」，出版了一本給國民看的歷史書，搶眼一時，說《三國志》關於倭人的記述沒有史料價值。日本人疑惑《三國志》，理由之一是中國至日本的航海路線難以坐實。原因歸罪於中國，卻忘了唐人早說過他們不以實對，山在虛無縹緲間。否定中國人對日本的認識，並非始於此西尾，這既是給自己打氣，又是一個方法論，日本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貶低、否定、破壞中國文化來建立的。
倭人在大海之中，古時候我們不關心。遣唐對於日本來說是歷史上的盛事，但唐人王維說「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劉長卿說「遙指來從初日外，始知更有扶桑東」。到了宋代，日本刀、日本扇進口了不少，歐陽修浩嘆：商人弄來這麼把短刀有什麼可說的！想當年徐福去日本，始皇帝尚未焚書，但日本把他帶去的那些逸書據為己有，不許再傳回中國。長達千餘年，倭人、日本人冒著生命危險渡海到大陸取經，而中國不必學日本。水往低處流，文化交流基本是單向的，這是正常的歷史進程。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後，研究中日之間古代文化交流也重視起日本文化向中國的輸入，這不過是在友好的題目下做文章罷了。或許有助於友好，但文化交流的研究不是為編寫一部友好史。日本終於趕超了中國，一場甲午戰爭把中國人打得正眼看日本了，胡適小時候作文也得「原日本之所由強」。中國人看明白日本學了西方才強大，去日本留學就直奔主題，通過它學習西方。至於不如人家學得好，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中國學什麼主義也是學不好的。
認識日本及其人以及文化，好些中國人至今猶看重美國人魯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與刀》（台譯：菊花與劍）。它確是經典，但畢竟過去五六十年，出版時當今首相安倍晉三還沒出生呢。人們讀它的收穫好像主要是一個生動活潑的論點，即日本文化具有兩面性。書中說的菊，並非指皇家的標誌，乃是用鐵絲把菊花造型，以養菊的愛美對比以刀為榮的尚武。關於日本人的兩面性，唐人早已指出過，例如包佶寫詩送阿倍仲麻呂（晁衡）回國，說「野情偏得禮，木性本含真」。還很「野」的時候就跨越地學會了中國的「禮」，而那種「木性」現今也常被在日本給他們打工的中國人笑話。日本的一些優點，譬如拿來主義，善於學習，不過是一種習慣，談不上多少思想，而且是中國幫它養成的。處於原始時代，旁邊就有了一個那麼發達的文化，自然會不由自主地伸手拿來。養成了習慣，後來看見西方有更好的東西，也什麼都拿。社會一旦形成了某種體制，就未必還那麼寬容，因為拿來主義對於社會的穩定也可能是一個破壞。日本戰國時代織田信長組建洋槍隊，長篠之戰用三千桿洋槍擊潰武田勝賴的強悍騎兵，德川家康也率軍參戰，但江戶時代二百餘年基本未發展洋槍洋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