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轉會研究員蘇慶軒介紹，過去對政治受難人的理解通常由「終審」結果來看，例如有些人被判無期徒刑、判死刑，但通常大眾不太了解這結果如何產生，只會知道總統蔣介石批示一句「死刑可也」──這過程其實會有很多官員參與並影響結果，資料庫的用意就在補充這過程。
而以呂昱案為例，呂昱在警總被起訴的當時才20歲，首次判決是有期徒刑15年，但呂昱的辯護人向檢察官提出挑戰，認為覺得量刑不公、判決對事實認定不清楚，希望國防部提出覆判要求，國防部也決定要撤銷判決，卻在更審被從15年加到無期徒刑，過程中時便有受到當時總統蔣介石的影響。
也有些極少數是由總統減輕的案件，例如馬乘風，雖在審判過程馬乘風很快被判死刑，蔣介石仍要求情治機關再調查案件，再判後雖仍是死刑，判決到蔣介石手上就出現「特准減處馬乘風為無期徒刑」的批示；而在蔣介石未參與的案件如陳欽生案，當初被判有期徒刑12年、很快送到當時國防部部長黃杰手中決定刑度，其流程看起來就是比較簡單了。
不是「公布加害者」，而是打破「簡化加害者」
促轉委員葉虹靈表示，雖然媒體可能會說這資料庫是要「公布加害者」，但建置資料庫其實是要去打破「簡化去講加害者」的迷思，轉型正義最基礎的工作是要找出受害者、威權統治時期大量平民受到審判是由誰審判、誰加重減輕、不同的人做什麼的問題，沒把這些釐清就去說誰是加害者，其實是跳太快的。
至於資料庫與過去使用檔案有何不同？葉虹靈解說，就受難者方面，過去通常是由申請檔案來看個案，但資料庫把受裁判者的姓名、籍貫、年齡、職業、性別等基本資料也編碼以利檢索，以便於大眾使用的方式在網路流傳，可配合過去研究相輔相成；在追究責任方面，資料庫首次整理大量檔案把每個案件的不同環節做首度釐清，是將檔案管理局幾百萬頁檔案整理後的成果，「若沒有把這些基礎工程做出來，去談追究釐清加害者責任，對我們來說都是太遙遠的問題。」
「促轉會資料庫是起點」
對於資料庫意義，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陳俊宏表示，過去坊間常說「台灣有1萬多個受難者但沒有加害者」，好像社會已對受難者本身有很清楚的掌握跟理解了，但其實過去人博館能掌握的也僅有「接受過補償」的資料，仍有許多未曾接受補償的並不在資料裡，這次促轉會資料庫便有找到許多未曾接受補償的受難者名單。
至於加害者，陳俊宏指出過去台灣白色恐怖運作是「高度體制化」、過程中有非常多的參與者，而「誰」應負起責任是高度需要很多投入研究的問題，促轉會的資料庫是起點，讓人們得以了解到軍事審判過程中從偵訊到審判的流程，在這基礎下去還原、對威權進行反省。
國史館館長陳儀深則提醒，今天可以用數位呈現各種檔案是個漫長的過程，雖有學界相關累積，如果沒有選出一個民主的政府也未必能實現，畢竟其中要經過很多立法、《政治檔案條例》甚至是不久前才通過的東西，台灣式的轉型正義怎麼進一步完成，有些困難要給他克服──而現在，資料雖然有了、也容易看到了，但要用什麼態度看，應該是要向一切的證據、一切的可能性開放，「不要有先入為主，這樣就不必看資料了。」
促轉會代主委楊翠則言，資料庫能完成是透過國史館、檔案管理局、人博館個界協力下完成，雖然這過程中編碼是頗為辛苦的工作，資料庫最重要的意義仍是：還原過去、打開社會對話，是台灣社會走向和解最好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