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高邁的理想，要落到實處，當然很不容易。談到新記《大公報》的成功，當時的人總結為「吳鼎昌的錢，胡政之的管理，張季鸞的筆」。這張報紙是近100年來中國報業競爭最激烈的時候面世的，之所以能成功，概言之，理想、態度和技術，缺一不可，也是資本、管理和編輯方針良性互動的結果。
與其他行業不同，報業存續的根基在於其與公眾的聯繫（「賴社會公眾之同情」）。但張季鸞謹守自己的承諾，不願意簡單地屈從於民意。「918事變」後，新記《大公報》反對與日本進行全面戰爭，以便贏得時間，籌措國防。這與南京政府的策略一致，卻遭到了激進愛國者和其他政治力量的批評。據說炸彈郵報寄到了新記《大公報》編輯部，張季鸞本人也收到一件。這自然是光榮的事。
時間最終證明，張季鸞和他在《大公報》的同仁是真正的愛國者。新記《大公報》在天津辦了10年，隨著戰爭逼近，報館未雨綢繆，編輯部於1936年初遷至上海。年底西安事變爆發時，張季鸞主持撰寫了一系列社評，嚴厲地譴責張學良發動兵變，給日本可乘之機。我讀過這些社論，覺得語氣峻急，對情勢的剖析雖然透徹，但也不過是當時中國社會的主流意見。
張季鸞的特長是他對中國社會心理的洞察。文章提及張學良、楊虎城，東北軍高級將領和低級官兵，以及中共時，用語有著微妙的不同。這些社論真正發生巨大影響，是因為南京政府派出空軍，在西安上空投放了成千上萬份《大公報》。報紙與飛機的結合，令全國輿論為之一變。這些社評奠定新記《大公報》作為輿論領袖的地位，也讓蔣介石與張季鸞建立起了密切的個人聯繫。在下一個10年，新記《大公報》的命運和這兩者有著極大的關聯。
不應該用文章學的標準來衡量張季鸞的工作。新記《大公報》的成功，首先在於立意誠正，做事認真不苟且，編輯技術和經驗還在其次。「四不」是新記大公報的靈魂。這種辦報哲學，意味著平衡各種立場、觀點和利益是一種日常的工作。這種工作的艱苦程度，最終導致了左傾的記者范長江與編輯部分道揚鑣。
實際上，一個有著強烈自尊心的作家，無論其政治立場如何，都無法在這種編輯部裡生存。當他們作為特約記者與報社合作時候，可以根據自己的觀察甚至需求，對事實做各種發揮和引申，編輯部卻需要分析文章背後的東西。這意味著當一件事發生的時候，必須瞭解當事人的處境，傾聽其訴求，分辨其利益，洞察趨勢，做出獨立的判斷，並不受挾制地反映在新聞和評論中。
即使對一家卓有聲譽的報紙來說，要堅持做到這一點也不容易。1941年香港淪陷前後，接替張季鸞主持筆政的王芸生發表社評，譴責行政院長孔祥熙用本擬運送重要文化人物的飛機運送「箱籠、老媽和洋狗」，引發戰時最嚴重的學生運動。這篇社論依據的事實，後來受到了歷史學家的質疑。王芸生也承認自己聽信了不實之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