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時光倒轉，數年前，誰也不能想像這位五十三歲，因金銀髮色而被匿稱「莫扎特」的荷蘭極右領導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今日會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自二零零六年他成立荷蘭極右「自由黨」(PVV)以來，他的人生目標就是要「減少荷蘭境內穆斯林的人數」。第一回真正注意到威爾德斯這個人，是多年前當他試圖要在英國上議會放映他的反伊斯蘭影片“Fitna”。當時他的「自由黨」仍處於政治邊緣，「荷蘭瘋子」是一般英人對他的印象，如果他們聽過他的名字。
過去兩年來，在歐洲極右運動風潮中威爾德斯的名聲響亮起來了，他的大眾基礎也逐漸堅實，從一小撮街頭極右份子，擴大到一般民眾。今日的歐洲主流媒體紛紛在找尋他得以發展的原因，多指出荷蘭社會文化的轉變，有些媒體稱這是歐洲「難民危機」所造成的「民族認同危機」。多數媒體並稱，威爾德斯雖民意看好，但他的「自由黨」不能夠在大選(三月十五日)中獲得足夠選票，既然不能執政，威爾德斯和他的「自由黨」就不足造成威脅。
這類媒體評論實在未能看到問題的重點。自二零一零年起，荷蘭執政黨自民黨(People's Party for Freedom & Democracy)在首相路特(Mark Rutte)之下實施了一系列的緊縮政策以來，荷蘭的經濟成長總是伴隨着犧牲勞工階級的利益。低薪家庭是政府緊縮政策之下最大的受害者。這些政策醞釀着社會怨憤，加深了勞工階級之中的反政治精英的思想。在荷蘭工業中心地區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更威爾德斯在此情況下，將政府的緊縮政策帶來的衝擊和失業人士的自僱生計，和「政府給予難民的幫助」這個假設對立起來， 在群眾心裡架起了敵我對峙，成功地鞏固了假想敵人掠奪自身資源的論述。這是歐洲普遍民粹主義成長的公式。
而極右政黨和極端種族主義思想之所以能在一般社會大眾之間得到共鳴，是因為主流的政治實踐早已為它鋪了路。荷蘭向來不歡迎難民:這個總人口一千七百萬的國家，接受庇護申請的人數向來偏低。在難民進入歐洲的人數大幅增加的過去數年來，荷蘭的接受率一直很低。二零一四年，僅有12,550名庇護申請者被接受，給予正式難民身份；二零一五年，僅有16,450名庇護申請者被接受:二零一六年，僅有20,540名庇護申請者被接受。
荷蘭的難民政策，在歐洲是最嚴峻的國家之一。在這裡，庇護申請者能得到居留權的機率很低。庇護申請者等待申請結果的時間漫長，等待居留證的時間長達十五個月以上。自二零一五年十一月起，共有四百名來自敘利亞和伊拉克的難民表示他們離開荷蘭的意願。令人驚訝的是，他們其中多數人正在等待居留證，並有很大的把握能拿到居留證。為何決定在此時離開荷蘭呢?正因為漫長的等待時間﹐讓他們對家人的狀況感到非常焦慮。他們在最後關節，等不下去，選擇回到家人身邊。這些敘利亞和伊拉克人多返回土耳其﹐也就是他們家人在等待消息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