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這些年的整治過程中，特別強調官員的忠誠，聽話，看齊。這個大的制度環境試圖把整個官僚機構變成一個巨大的機器，上面讓你怎麼運轉就運轉。把官員變成機器上的螺絲釘，上級把你安放在哪裏，你就按照指令去運作，去做規定的任務。在這樣的剛性政府中，官員扮演一個聽話照辦的角色。舉例來說，八位最早發聲預警的醫務人員被當地派出所訓誡。這些民警與發出訓誡指令的官員，也是在這個體制中按照他們的角色來行事的，他們只是在官僚體制中執行指令，扮演他們的角色。
我們看到，這是一個向上負責的官僚體制。這個體制的一個鮮明特點是，它對於執行自上而下的指令，可以非常迅速，非常有力，特別在運動式治理的高度動員階段。但它的弱點是不能夠有效地採集和傳遞自下而上的信息。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執行自上而下的指令與傳遞自下而上的信息這兩個方面是矛盾的。在自上而下高度動員的過程中，各級官員的職責就是執行指令，上面讓你怎麼做，你就怎麼做。如果這些各級官員還要扮演另外一個角色，要反映各地的不同情況，反饋需要因地制宜的情況，這意味著自上而下的指令需要調整，需要變通，這就削弱了自上而下動員體制本身的剛性。所以我們經常聽到上級領導說，這是政治任務，不惜任何代價也要完成。這種定勢是不鼓勵基層官員自下而上的信息傳遞的。在這樣的情境下，組織內部的信息傳遞就難免受到阻礙。
是不是就是因為這樣的體制，導致武漢這次疫情的失控？
在這個背景下看武漢疫情的情況，我注意到，早期階段在基層有很多信息，包括醫生得到的信息，當地醫學研究單位，還有北京直接派下來的專家組都有關於疫情的信息，等等，當然，這些信息在當時是不確定的。我們不知道這些來自第一線的信息是如何採集的，如何解釋和匯總的，如何傳遞的。但這個剛性體制是不利於自下而上的信息傳遞的，尤其是在早期階段。這是我的一個看法。
我剛才講到，中國政府動員體制是向上負責的，整個官僚體制像是一個高能量的機器，需要自上而下的啟動，所謂令行禁止，上面叫你動就動，叫你不動就不動。有這種剛性和各種各樣的紀律約束，出了問題就會有職業生涯危險，大家非常小心謹慎，特別在重大問題上，不得到上級的具體指示，就不能有自我判斷和行動。事件的演變過程也反映了這種情景。我們看到，在高層發話動員之前，各地各級政府包括武漢的政府部門都是按兵不動的。一旦上面發話了，各地才積極響應，動員起來。這個狀況和這些年的大環境很是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