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受害不是只有一個樣子、不是只有被處決的受害」
《二二八報告稿》主編之二、國史館館長陳儀深則言，本書參與撰稿學者都有共識：「二二八不是只有受難者的二二八，是台灣的二二八」，死多少人、加害者是誰固然重要，但只有這樣的話不夠全面，《二二八報告稿》就是要從「國家機器」層面去思考二二八的延續性、進而到白色恐怖時期的影響。
陳儀深強調，二二八不是只有受害者的問題，台灣人在二二八「反抗」的聲音也是可以思考，例如在二二八事件遭槍決之嘉義仕紳、處委會成員潘木枝的家庭裡，就出現過潘木枝與年輕人的爭執──兒子拿武器要去攻打水上機場，潘木枝勸說「拿這東西怎麼打」、被兒子同儕責問「你是不是台灣人，是就別反對」，然而武裝路線、談判路線並不是全然矛盾，潘木枝的反抗雖然形式不一樣，心是一樣的。
陳儀深也強調，二二八受害不是只有一個樣子、不是只有被處決的受害，還包括自新、事後的綏靖、清鄉、拘禁、失去自由，有被列入叛亂名冊或被迫去自新的，這些難道就船過水無痕？曾被列入名冊者就是被「點名做記號」，那個威嚇、噤聲的效果就是一種受害，而這樣的受害在新聞界、教育界影響更深遠，甚至從警總檔案可見，廣播電台被紙99%特定省籍、黨籍，成了被黨政軍壟罩的媒體環境。
「我們去打破二二八不是只有1947年那麼短的期間，它是延續到後來的白色恐怖的。」陳儀深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