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寫一篇論文，談談疾病在人類歷史上，也就是說創造這個歷史的偉人身上所起的重要而不為人知的作用。有人談論克婁巴特拉（克麗奧佩脫拉，埃及艷后）的鼻子，卻不見有人談論黎希留（黎塞留，法國名相）的痔瘡。」
我特別喜歡這段題記，因為它說的正是權杖與枴杖的關係，巧合的是，如果以兩位皮埃爾的視角來看，朝鮮最高領導人的關鍵詞不正是「枴杖」麼？如此巧妙地結合了本義與隱喻。從政治人物的病理學出發，歷史開始重組一條線路，變換一種聲調，散發出另外一種魅力：甘迺迪不僅患過猩紅熱、盲腸炎、慢性哮喘、脊椎間盤破裂，而且正是在競選總統前，他患上了阿狄森病，此病痛帶來的其中一個後果，便是美國錯過了與中國展開聯繫的機會。
羅斯福總統，則是雅爾達會議三位國家元首中「行將就木」的人。另兩位與會元首，丘吉爾則是動脈硬化症患者，從他的治療上盡顯了權杖籠罩、隱瞞枴杖的特色；而史達林也是嚴重的動脈硬化症患者——「血管疾病對大腦的影響自然會反映在精神上，故而感情衝動會不由自主地爆發。三十年代是盡人皆知的惡魔，血腥的清洗便這樣甦醒過來。」
（雅爾達會議三巨頭都有不算輕的疾病／騰訊大家網）
大致是這樣的闡釋；《病夫治國》有28位國家級別的政要，續集有20位，既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總統、總理，也有蘇聯、東歐的總書記，還有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人，以及宗教領袖、國王、獨裁者們。從身體病症來看政治人物，一點也不光彩奪目，而是衣冠楚楚、高談闊論、神聖莊嚴這些表象之下身體的缺陷、不適、病痛，以及由此使之在心態、政策、決策的應對與變化，可以說，是病症充當了一些歷史關鍵時刻的「重要角色」。如果僅僅是這種思路的重述，固然可以使讀者耳目一新，獲得了某種「知情權」，但不過也只是醫學範圍。
阿考斯和朗契尼克令人讚佩之處，就在於他們鑑於如此多的案例，希望能有國家級別的機構（比如醫療委員會）來掌握和決定國家領導人在疾病下的去留，使醫療秘密不再等同於以國家名義的刻意隱瞞，讓嚴重情況發生時，人民可以有所保障，免收其害（詳見兩書前言及續集的後記《將來會怎樣》，這是作者與法蘭西國家道德諮詢委員會主席讓‧貝爾納教授關於這一問題的對談），把醫學上的問題有效地引向政治領域，並尋求解決之道。如果說直到今天，我們依然覺得他們的研究視角對於現實有用，那麼我們更要佩服這兩位醫學界人士的先見之明。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裡彙集了48位政治人物別樣的傳記。除了在醫學上的權威性，阿考斯和朗契尼克的文筆亦相當精彩，這是優秀的西方新聞報導（而不是我們最近熟知的「非虛構」），試取喬治‧龐畢度總統一文的第一段：
